邓颖超毕生严于律己、大公无私、淡泊名利、清正廉洁，不求索取、但求奉献，心中只看重党和国家的利益与群众幸福。这仅从她屡屡严拒别人以各种方式给其搞宣传之事上，即可明证。

邓颖超一直反对搞周恩来和她的故居。1982年4月29日，邓颖超曾经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有关周恩来集子的工作人员，专门谈过一次修复故居的问题。她批评有些地方在修复他们的故居时不实事求是的做法。她说：“恩来同志是反对搞故居的，我也是反对的。当然中央决定要搞别人的故居，我不能反对，但至少我可以反对搞我们两个人的故居。我将来死后留下的遗嘱中要说：这所房子是公家的，不要做我们的故居。”

邓颖超还曾经郑重其事地嘱咐秘书赵炜：“将来如果修我们的故居，第一要反对，要讲清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第二如果一定要搞，就要实事求是地按我们在世时的样子搞，决不能改变，弄得富丽堂皇。”她还要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有关周恩来集子的工作人员作“见证人”。

邓颖超不平凡的经历和对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贡献，使她在全党和全国人民心目中享有崇高威望。但她从不居功，从不愿宣传自己，更不愿有人为她写传。对于宣传个人，她总是发自内心地拒绝：“过去革命斗争非常残酷，好多人牺牲了，好多好的东西被毁掉了，留存不下来。我们是幸存者，还要为自己留什么？！”她永远忘不了那些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战友和同志，永远视自己为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

1987年，某家出版社拟出版一本反映长征女战士的书籍，里边准备写邓颖超一篇。得到报告后，邓颖超坚决不同意。她说，长征时她患了严重的肺病，组织上照顾她，把她安排在休养连，配备了担架和马匹，一路上是靠同志们的帮助跟过来的。她严肃地说：“长征中我实际上没有做什么工作，不像蔡畅大姐、康克清大姐、李坚贞大姐，她们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我没什么可写的。”

20世纪8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在编写周恩来年谱和传记过程中，也接触到许多有关邓颖超的资料，深感她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最杰出的妇女代表之一，很自然地产生了写一写邓颖超的想法。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同志向她征求意见时，她严肃郑重地给有关领导同志去信言明了自己不同意的态度。

据曾在总理办公室工作过、后来到中央文献研究室任副主任的李琦回忆说：“她（指邓颖超）一向不同意宣传她自己，历来反对为她树碑立传。她曾在给我的信中这样说，你们需要做的工作是大量的，关于我的传记，‘恳请你们不要列入你们的工作中，更请你们作罢’。”

直到1988年党中央批准了为邓颖超写传的任务时，她才表示：既然组织上作出决定，只好服从。可她仍然不情愿。谈到如何写她的传记时，她不是讲述自己的生平事迹，而是要执笔的同志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做个大胆尝试，创出新的风格，写出当时的历史环境和革命发展情况，既写成绩，也别忘了写缺点。她多次这样讲：“要写就写全面，不要只是颂扬。”

邓颖超晚年常对周围同志讲：“人总是要死的，但精神万岁！”她所倡导的就是“一生奉献，毫无索求”的精神。她对党内存在的一些以权谋私、官僚主义、讲排场、比阔气、用公款请客送礼等不正之风深恶痛绝，大声疾呼要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号召领导干部要起带头作用，反复强调，“领导者的言行要考虑影响”“做每一件事都要想着人民，想着党的利益”，《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很明确，关键是执行，“不仅是执行，而且要自觉，要带头”。她对同志严格要求，诲人不倦，语重心长；对自己，严于自律，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她在一次中央纪委全会上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谈到，“刚进城的时候，我用的枕头是由几件单衣叠起来做的枕芯”。周恩来逝世后，有些博物馆想征集遗物准备展出。她跟他们说：“这个困难得很，我们身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更没有想到革命胜利后，死了还要搞纪念馆，要把那些东西留着做纪念。”

（编辑 时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