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寇加紧侵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致力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共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日寇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土地革命战争转入全民族抗日战争阶段。中国共产党深入发动并紧紧依靠人民，开辟并领导广阔的敌后战场，成为坚持抗战的中坚力量。党的作风建设在抗日烽火中得到加强，有力促进了党的力量的发展壮大和党在政治上的成熟，为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提供了有力保障。

第二章抗日战争时期

一、建立抗日根据地与党的作风建设

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时期开展整党运动，主要是为了解决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土地改革中暴露出来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各解放区农民迫切要求拥有土地。有些地方的农民在反奸清算和减租减息斗争中，已开始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决定改变土地政策，由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采取各种适当方式变更土地所有权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全面内战爆发后，党领导的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远不及国民党军队，且后方并不巩固——大部分解放区的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被肃清，土地改革还不普遍和彻底。而要巩固解放区，把广大农民充分动员和组织起来支援前线，就必须解决好农民所关切的土地问题。

1947年7月至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全国土地会议，拟定《中国土地法大纲》。该纲领宣布彻底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按人口平分土地，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以贫农团及其选出的委员会，作为执行土地改革的合法机构。时值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揭开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这一紧要关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必然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从而解决好人心向背的问题。

然而，在会议召开之前，全国仍有三分之一的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已进行土改的地方也有夹生饭，不彻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在于党的地方组织特别是农村基层组织存在作风不纯问题。有些党员干部特别是村支书、村长等，严重脱离群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搞家长制、一言堂，习惯于包办代替、强迫命令，甚至欺压群众。有的党员干部私心膨胀，有多拿多占甚至贪污现象。与之相关的是思想不纯问题，有些党员干部阶级意识模糊，执行土改政策不坚决，甚至袒护地主、富农。究其原因，一是思想政治教育没有跟上。党的队伍不断发展壮大，1947年冬已达270万人，但受战争影响，对基层党员尤其是新党员的学习教育抓得不够系统严格。不少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党性修养不高，突出表现为对党的群众路线缺乏认识，有个人主义倾向，容易滋长官僚主义作风和骄傲自满情绪，工作中忽“左”忽右。二是组织不纯。除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外，有些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员干部在抗战时表现很好，现在却跟不上形势，惊呼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很难迈过土改这一关，成为半截革命者。他们阳奉阴违地阻扰土地改革，包庇地主、富农。影片《槐树庄》所讲述的故事便具有代表性：共产党员郭大娘带领槐树庄的贫农团轰轰烈烈地展开土地改革。从小被郭大娘奶大的崔治国是地主崔老昆的儿子，在某企业机关担任科长，听说土改返乡探望，在看到地主家庭被清算后极为不满，试图压制群众。

因此，西柏坡全国土地会议讨论的另一个中心议题便是整党，并提出了适当的步骤和方法。同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纲》正式颁布后，整党与平分土地的工作同时在各解放区铺开。12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题为《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是一份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报告分析说，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存在成分不纯和作风不纯的问题，有许多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和流氓分子乘机混进了我们的党；“他们在农村中把持许多党的、政府的和民众团体的组织，作威作福，欺压人民，歪曲党的政策，使这些组织脱离群众，使土地改革不能彻底。这种严重情况，就在我们面前提出了整编党的队伍的任务”。报告强调：“全党同志必须明白，解决这个党内不纯的问题，整编党的队伍，使党能够和最广大的劳动群众完全站在一个方向，并领导他们前进，是解决土地问题和支援长期战争的一个决定性环节。”报告的最后12个字掷地有声：“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

结合土改进行的整党，以农村基层组织和党员干部为重点。主要方法是在党内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主要内容是开展“三查”、“三整”。“三查”指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三整”指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进而克服党内存在的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现象。按照中央部署，各解放区纷纷召开各级干部会议，传达中央精神，组织大家批判党内存在的右倾思想，揭发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严重现象。各地还派出工作团或工作组到农村基层蹲点，具体指导土改和整党工作。

随着工作的开展，中共中央及时总结并推广新鲜经验。例如，刘少奇将晋察冀解放区平山县的整党经验总结为：经过党的支部，邀集党外群众参加党的会议，共同审查党员和干部。1948年2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老区与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的指示。该指示介绍了平山县的经验，要求除尚未巩固的新区（新解放区之简称）外，一切党的支部均应公开。公开党组织、开门整党的经验遂在全党推广开来。该指示还提出，不同地区应因地因时制宜，采取不同的工作方针。这使得搞“一刀切”的现象逐步得到扭转：老区的阶级关系比较清楚，整党侧重查思想、查作风，清洗变质分子；半老区尚有封建制度残余，阶级关系较模糊，整党侧重查阶级，解决党内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的问题；新区着重改进作风，待条件具备时再进行整党。同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从是年9月到明年3月，在各自辖区内按照正确政策，先实行初步整党，再完成党的支部组织的整理工作。这给整党划定了时间下限，兼顾了进度较慢的地区。

整党的具体流程大体如下：先在村支委会、后在全体党员中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邀集群众积极分子参会（这一过程同时也是党组织和党员公开化的过程）；征求一般群众特别是贫农团的意见，接受群众监督；召开支部大会，汇总各方意见，对党员进行评议并表决，根据表决结果决定谁是否留在党内；干部还须向全体村民通报工作、解剖思想；最后是改选支部，全体党员投票选出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党员。在整党期间，酌情吸收贫农团中的积极分子入党。

农村基层整党是个新实践新课题，各地起始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一些“左”的偏向。有些地方没有把握好既反对忽视成分、又反对唯成分论的分寸，搞所谓“搬石头”——整党要查三代，凡是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都不要；再就是整党由群众说了算，凡是群众有意见的都不要。许多区、村干部被作为“石头”搬掉了；暂时没有被搬的干部人心惶惶，有人索性撂挑子，导致基层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好在这种偏向逐步得到了纠正。

作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土地改革起初也出现了“左”的偏向，主要表现为：在划分阶级成分时，将许多中农划为地主或富农，错误地扩大了打击面；没收地主、富农兼营的工商业，向民间工商业户征收重税；没有切实坚持严禁乱打乱杀的方针，杀了一些本可不杀的地主、富农；违背禁令，对一些罪大恶极的反动分子使用了肉刑。举个例子：中共冀南永年县委在临洺关召开清算汉奸刽子手宋品忍的斗争大会，到会的群众数以万计。主持人讲完话后，动员大家上台诉苦。有位老太太的儿媳妇、女儿均被宋品忍强奸。宋嫌她儿媳妇不肯配合、没让他“过瘾”，竟然将其砍死，并挖出乳房和下体剁碎；她女儿被强奸时瞪了宋一眼，也被施以同样暴行，并被挖出双眼。在一片震天的口号声中，这位老太太走上主席台，边哭边喊，泣不成声，接着愤怒地走到被捆绑在木柱上的宋品忍跟前，掏出一把利刃，手起刀落，齐齐切下宋的右耳，鲜血飞溅。全场高呼“把宋品忍千刀万剐！”“把他碎尸万段！”又有被宋杀死父兄的青年上台，先揍了宋几拳，诉完苦后剁了宋的一只手，说要拿回去祭奠父兄。随后又上来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持刀直奔宋品忍，喊着要挖出他的心，让大家看看有多黑，但还没走近就昏倒了，孩子哇哇大哭。主持人一面叫人把她扶走，一面说希望诉苦的人不要太激动，希望后面的人说话短一些。话音刚落，一群人涌上台争着诉苦，互不相让。因担心场面失控，县委经请示后，对宋即刻执行枪决。而宋实际上早已断气。群众又涌向刑场，争着割死尸的肉；晚到的人只好拣一两块骨头，说是拿回去让狗啃，以此泄恨。宋的尸身最后仅剩几根骨头。李新：《流逝的岁月》，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30—233页。此事发生在《五四指示》发布之后、全面内战爆发之前，比较具有代表性。翻身农民大规模发动起来后，如何避免场面或局面失控，对领导艺术和政治智慧是个考验。土改与整党中出现的“左”倾偏向是相互关联的，后来都逐渐得到了纠正。

这场整党运动前后历时一年多，有不少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1.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基层组织为重点的大规模整党运动。2.首次实行开门整党，党的支部和党员公开化，邀请群众参加整党会议，征求群众对党员尤其是干部的评议意见，接受群众监督。3.整党运动与土地改革、促进生产相结合，做到整党与日常中心工作两不误、两促进。

整党运动意义重大，成绩巨大。一是具有开拓创新意义，为今后开展类似活动提供了有益借鉴。二是有效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存在的作风不纯、思想不纯、组织不纯问题，使基层党员特别是干部普遍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从而推动了党的自身建设。毛泽东1948年4月1日在晋绥干部会议上总结说：“在土地改革和整党的伟大群众斗争中，教育了和产生了成万的积极分子和工作干部。他们是联系群众的，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极可宝贵的财富。”10月他又指出，经过最近一年的整党和土改，“全党的政治成熟程度是大进一步了”。三是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巩固了大后方的基层政权，极大推进了土地改革，充分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拥军支前热情，从而有力支援了解放战争。

在国民党戒备森严的重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被押的共产党员在胜利与死亡同时迫近之际，根据切身体会，深刻总结党的建设的经验教训，形成八条意见：1.防止领导成员腐化；2.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3.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4.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5.切勿轻视敌人；6.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7.严格进行整党整风；8.惩办叛徒特务。这“狱中八条”是烈士的临终寄语，是一种特殊形式的整党总结，令人震撼，促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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