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拚，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１７７〕，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拚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Ｂ０８５＃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１７８〕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１７９〕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象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宣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５４〕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１８０〕、石友三〔１８１〕、高树勋〔１８２〕、汤恩伯〔１８３〕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１８４〕发生了，竹沟惨案〔１８５〕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６０〕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１８６〕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１８７〕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１８８〕。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都往北送，这真是"投畀有北"〔１８９〕。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到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不干，来了一个何白《皓电》〔１９０〕，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１９１〕，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１９２〕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哪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１９３〕同志的错误。陈毅〔１９４〕同志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１００〕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１９５〕，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１９６〕，德苏战争〔１９７〕，太平洋战争〔１９８〕，以及新疆问题〔１９９〕。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８８〕将军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和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２００〕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６６〕同志和邓颖超〔６７〕同志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叶挺将军被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２０１〕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２０２〕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去见张治中〔２０３〕，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２０４〕，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正值宪政运动〔２０５〕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哪里就必须到哪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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