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统治阶级营垒中的不一致，要分别清楚是哪一种性质的。比如说现在的大后方，反对蒋介石法西斯独裁专制的，有许多地方实力派，在这一点上当然可以跟他们联合。但是一定要懂得他们本身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他们同蒋介石在反对民主这一点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在抗战不彻底上也没有根本的区别。所以，他们同蒋介石的矛盾是统治阶级营垒中间的矛盾。"左"的观点不承认这种矛盾，认为凡是敌人，在一个时期内都要一律打倒。但是，要打倒一切，就一切打不倒。
　　敌人营垒是会变化的。右的观点把昨天是朋友而今天已成为敌人的人仍当作朋友。例如刚才说的第一次武汉时期的汪精卫，以前他的确是代表资产阶级同我们合作的，但是到了武汉以后，一天一天地受到大资产阶级影响，走向反动，走到敌人方面去。有右倾观点的同志却还认为他是可靠的朋友，相信他，依靠他。"左"的观点把昨天是敌人而今天可能成为朋友的人当作敌人。例如"九一八"以前，十九路军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江西进攻我们，但是到了"九一八"以后，民族革命高潮来到了，在福建和我们合作。有"左"倾观点的同志还把他们当作敌人，反对他们。这些都说明了敌人营垒极不统一、极不一致，变动极大。我们应该很好地分析，运用毛泽东同志的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方针，才不会犯"左"的右的错误。
　　再说队伍方面。
　　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有无产阶级，有农民，有小资产阶级，有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有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来参加，所以这个队伍很大，很复杂，力量不平衡，不 容易统一。对这样一个队伍要弄得很清楚，要会分析，懂得怎么争取队伍的大多数，反对这个队伍中和我们争领导权的少数人，同他们斗争。不懂得这一点就要犯错误。
　　无产阶级是这个队伍的骨干。无产阶级的觉悟高，本事大，可是人数少，力量小，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依靠一个最可靠的同盟军--农民。农民是这个队伍的主要力量，象毛泽东同志说的，五个指头占四个。中国的战争实际上就是农民战争，离开了农民就打不好仗。北伐战争〔１３５〕时，军队本身也好，军队以外的配合力量也好，最大多数是农民。内战时候更清楚，完全依靠农民。抗战时期还是一样。有了农民，我们就能进能退；没有农民，进是少数孤军前进，退则没有地方可退。"左"倾的也好，右倾的也好，恰恰都是不认识农民，忘记了农民。"左"倾的错误是不依靠农民，只凭无产阶级打冲锋，结果使自己孤立。右倾的错误是依靠资产阶级，甚至依靠大资产阶级。大革命后期，在武汉时期，认为资产阶级可靠，甚至把唐生智〔１５１〕、冯玉祥〔１２０〕这些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当成依靠，而不去依靠农民。第二个武汉时期，抗战初期，有一部分同志不是依靠农民，而是依靠大资产阶级，以为国民党领导的军队能够打胜仗，把主要的力量农民忘记了。这种依靠法很危险，不仅要打败仗，还会被人家俘虏。第二个武汉时期，由于中央路线是正确的，我们主要的力量在华北，所以没有象第一次大革命时候那样失败，但是危险还是有的。后来，大后方工作存在一个弱点，就是民主运动没有深入到农村。
　　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队伍中也是一个基本的力量。有了这个力量，还要跟农民结合，假使不跟农民结合，仅仅依靠工人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不能使革命取胜。右的观点以为依靠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工人，就可以取胜。这是不对的。"左"的观点就是连城市小资产阶级都不要。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知识分子，认为知识分子没有作用。这也是不对的。大革命失败前后，曾经只依靠工人和城市的知识分子。譬如广州起义〔２１４〕，只把城市工人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成份的教导团动员起来，发动起义，没有依靠农民，也没有打算退到农村中去，所以广州起义失败了。上海起义〔２１５〕也是如此，想依靠城市的工人和一部分城市知识分子，在敌人力量最强的上海硬坚持，结果失败。现在我们又到了要进大城市的时候了，当然我们现在的主力军是在农村。做沦陷区城市工作的同志应该认识，要与农村配合才能进退自如，工农小资产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有力量。
　　新民主主义的统一战线队伍里面，还有一个自由资产阶级，我们叫他中间力量。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个软弱的动摇的阶级，无产阶级应该争取他，联合他，至少可以使他中立，但是不能依靠他。右的观点忘了农民，忘了工农群众，去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是错误的。"左"的观点否定与自由资产阶级的联合，也是错误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有时也会参加到统一战线队伍里来，但是他们带着很明显的两面性。资产阶级有他的两面性，小资产阶级也有他的两面性，但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两面性是更明显的，他们的反动性的那一面是根深蒂固的。因此，在与他们合作时，要随时提防他们，反对他们的反动性，绝不能依靠他们。大革命末期，武汉时期，不仅依靠汪精卫，还依靠唐生智，依靠冯玉祥，结果落了空。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之一。当时有两种武装力量。一种是我们党的武装力量，有叶挺〔８８〕的二十四师等，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同时还有广大的工农群众的武装，从广东到武汉，特别是湖南的工农群众有了武装，这是我们的力量。另一种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那时候我们党的政策，不是面向自己的力量，而是面向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力量，唐生智的军队，冯玉祥的军队。我记得最明显的是在武汉危急、"马日事变"以后，我们党的中央还仰望所谓农民领袖、基督将军的冯玉祥。那时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就连外国的同志也好，大家都仰望他。当冯玉祥从潼关打到郑州的时候，武汉国民政府的头子就坐专车去接他，我党也派张国焘〔５９〕接他去了。结果，冯玉祥在徐州和蒋介石会面，来了一个大反动，把所有的武汉的人都出卖了，于是武汉全面落空了。这就是依靠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武装力量不依靠自己武装力量的恶果。当然还有土地革命问题，不过武装是一个中心问题，这在当时是可以看出来的。第二个武汉时期，以为国民党军队不改造也可以同他很好地合作，这同样是机会主义的错误。
　　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包括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大资产阶级，这样大、这样复杂的队伍，如果不搞清楚，就会发生"左"的右的错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析了这个队伍，把这个队伍里面的人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层；一类是顽固力量，或者反动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地方实力派近乎中间，或者是中间和顽固之间，在阶级性上是接近反动派的，在反蒋这一点上又起了中间力量的作用。根据这三种力量的分析，我们订出了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分化和打击顽固力量，也就是联合大多数，反对少数，打击最顽固的力量的方针。右的观点就不是这样。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不分左中右，怕人家说我们分化他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喜欢我们分左中右，陈独秀就作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不分左中右，结果左派就要跑到中间，最后跟右派跑了。第二个武汉时期重复了这个错误。一九三七年的十二月会议上，又有人主张不要分什么左中右，只要抗日与不抗日之分，抗日与亲日之分，除了亲日派以外，剩下的就是铁板一块，都是坚决抗日的〔２１６〕。这是受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影响。所以第二个武汉时期，就把国民党蒋介石的军阀性、法西斯性都抹杀了，认为站在一起，一般高、一般美、一般漂亮。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左"的观点是只相信无产阶级，只相信无产阶级先锋队，脱离一切群众，自己队伍里的人不去联合。这也是不对的。所以不管是"左"的错误或右的错误，都是不懂得毛泽东同志关于左中右的分析，不懂得如何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顽固、反动力量，结果孤立了自己。这是我们对统一战线队伍的分析，我们应有这样的认识，没有这样的认识就会犯错误。
　　但是队伍光分左中右还不够，还要有进一步的严格的区别。这样大的队伍，在无产阶级以外，有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甚至有时候还有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来参加，就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无产阶级在这个队伍里是带队的，起领导作用的，其余的阶级都同他有区别。不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和自由资产阶级，就是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也都同无产阶级有区别。所以毛泽东同志就指出，在统一战线中应该坚持独立自主。独立自主，就是指无产阶级的独立性，他有自己独立的政策、独立的思想。他是去联合人家，而不是同化于人家。有了区别，就有斗争。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毛泽东同志常说，我们在统一战线中最容易受别的阶级的影响，所以不主张区别是不对的。右的观点就是不主张区别。抗战的武汉时期，有人主张我们是"求同而非异"，就是说只有同而没有异。这是不知道我们无产阶级和别的阶级不同。有些同志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假如不区别，那就是和人家混合在一块，一定受人家的影响。"左"的观点是天天讲区别，不去和人家共同行动，急于搞社会主义，土地革命时期就要进行共产主义教育，要使一切人都具有社会主义的思想，不懂得应该进行新民主主义教育，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右的不区别，"左"的强调区别而不去求得今天统一的方法，都是不正确的，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的思想。右的错误是受了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因为和他合作，就容易受他的影响。他们的态度好一点，请我们作客，吃茶吃饭，就不去区别了，就把大资产阶级大地主的主张当作自己的主张提出来了。毛泽东同志说过，右的错误，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联合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左"的呢？一般地说，在与资产阶级分裂的时候比较容易发生。这在我们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也这样指出了。同时，因为我们党内小资产阶级出身的成份多，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在受了大资产阶级压迫的时候，容易受小资产阶级直接的影响，容易有"左"倾情绪。这些都是受了别的阶级的影响而产生的错误。
　　再说领导权的问题。
　　无产阶级比别的阶级先进，是应当领导别的阶级的，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司令官"。但无产阶级也不是天然的司令官，不是从农民一直到大资产阶级都公推你、公认你为司令官。大革命时期有一个彭述之〔１２９〕，他写了一篇文章，说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天然的，不要争！这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争领导权的思想完全相反。领导权要用力量来争，因为领导权是有人和无产阶级争，和共产党争的。不但大资产阶级争，自由资产阶级也争，小资产阶级也争。他们总要照他们的思想来领导这个队伍。但是和我们争领导权最主要的力量，还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这个统治集团。所以在统一战线当中，互争领导权的主要是国共两党，大资产阶级就成为我们斗争的主要对象。因为一个队伍有两个司令官，就要打架，两个中间总要下去一个。在大革命初期，国共两党曾经联合成一个队伍，大革命失败以后，就分了家，成了两个队伍。一直到现在还是两个队伍。一个是无产阶级，共产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发展到今天有了解放区，有了人民的武装。另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国民党为代表，所领导的队伍，十八年来国民党实行一党专政的统治。这两个队伍在那里斗争，双方争取的对象就是农民、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有人说我们只争取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这是不对的。我们还要争取自由资产阶级。双方进行争取和领导的方法是不同的。国民党是采取压迫的方法，不但压迫工农，也压迫小资产阶级、自由资产阶级。我们的方法是同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合作。我们和农民的关系搞得最好，和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也很好。至于对自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方法有所不同，就象和友军的关系一样。大革命初期、中期就是这样的方法。这里头有一个问题，就是自由资产阶级并不那样听话，常常闹独立性。所以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领导，只能是主要问题上的，领导，而不可能是完全的领导。当然，在另一种条件下，我们对自由资产阶级，不但实质上可以领导，而且形式上，也可以领导。如在解放区，自由资产阶级就可能在形式上也受我们的领导，但他的独立性还是要保持的。
　　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有时是不是可以受我们领导一下呢？从历史的经验看，一时的或一个问题上的领导也是可能的。一般地说，当他们的力量小的时候可以受我们领导。譬如蒋介石在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以后，就不愿受我们的领导了，但他没有力量北伐，就叫我们帮助他，叫苏联帮助他。这时还受我们领导，但这是靠不住的，因为他表面上受你领导，实际上他准备和你分裂。又如那一天朱德同志报告中讲的，当华北敌人九路围攻的时候，国民党的军队处在很困难的地位，他就要我们朱总司令领导。但那是一时的，一旦他和他的后方打通，就要跑掉，反而来打我们。所以我们应该时常警惕。在要不要抗战的问题上，蒋介石受了我们的领导，就是我们推动了他抗战。但是如何抗战，他要按他的办法，不愿意照我们的办法，不受我们的领导。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仅在不得已时、在某一个问题上能受我们领导，他们一旦有了力量，有了外援，就会立刻和我们分裂。所以在领导权的问题上，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小资产阶级，可以搞得很好，很亲密。对自由资产阶级，虽然他闹独立性，但是还可以领导。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般地说不能领导，只能在某个问题上、某个时期内领导。
　　我们党在历史上几个时期的许多成功，都是因为执行了毛泽东同志关于领导权问题的思想和路线。"左"右倾机会主义在领导权问题上翻的跟头最厉害。可以说"左"倾右倾都不懂得领导权问题，不懂得争取这个领导权。
　　右倾观点是不要领导权。大革命后期的陈独秀，就 是不要领导权，认为只要说一句风凉话，所谓天然领导权就够了，实际上他觉得既是资产阶级革命，领导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顶多是抬轿子的，顶多搞一些集会、结社、言论、罢工的自由。在农民问题上，陈独秀连减租减息都不赞成，更谈不到解决土地问题了。那时贴了很多标语，有两个口号，一个是要建立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一个是要争取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我们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这样的口号也有很多。但口号是口号，而实际上是放弃领导权，认为领导权是天然的，用不着争。所以在政策上就不发展工农武装，不建立工农领导的政府。虽然那时候湖南、江西、湖北等省，还有一些县政权是归武汉政府的，但是陈独秀压制工农斗争，一切都退让，退让的结果使大革命失败了。这是第一个武汉时期的错误。
　　第二个武汉时期的错误也是不懂得这个领导权问题。那时有一种解释，说只要抗战就是统一，说蒋介石的政府已经是统一的政府，蒋介石的大资产阶级的政府已经开始民主化，人民已经得到充分自由。这就是说，大资产阶级很好，很民主，很统一，也就是承认大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因而在政策上也就不要民主改革，不要改善民生。但当时党中央是很强调民主改革、改善民生这两点的。武汉时期放弃领导权，还表现在不重视敌后的发展，不主张建立敌后政权，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假若这个统一战线是我们领导的，当然很好。但实际上，国民党并不承认我们的领导。他所承认的统一战线，就是把我们领导的队伍统一到他的军令、政令里去。所以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实际上就是一切经过国民党的军令、政令。那时提出了七个统一〔２１７〕，就是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这不是都统一于国民党的军令吗？还不是都统一给他吗？又如提出晋察冀边区也必须经过国民党批准才能成立。这还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政令吗？这样退让政策的结果，在武汉被解散了三个群众团体〔２１８〕，后来在华中弄出来一个皖南事变〔１９５〕。这就是没有照毛泽东同志说的要时刻提防人家反对我们，不是把国民党的主张提高到我们的主张上来，而是把我们的主张降低到国民党那方面去，也就是争取领导权上犯的右倾错误。
　　左倾机会主义也在领导权问题上翻了很多跟头。简单说来，就是他们不懂中国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性质，以为已经越过俄国一九○五年到一九○七年的阶段，急于转变，争取非资本主义前途，空喊无产阶级领导。政策"左"了，不仅脱离了小资产阶级群众，而且脱离了工农群众，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抗战时期的某些"左"倾观点，也是在这些问题上弄不清楚，只要斗争，不要团结，没有认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统一战线中有团结有斗争，在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
　　所以领导权的问题，是统一战线中最集中的一个问题。右的是放弃领导权，"左"的是把自己孤立起来，成了"无兵司令"、"空军司令"。可以说右倾是把整个队伍送出去，"左"倾是把整个队伍推出去。
　　以上是从历史经验检讨中得出来的全面认识。我自己在三个时期特别是后两个时期中，犯了不少的错误。今天我讲统一战线的经验，觉得应该看到错误的严重性。当然这些错误已经改正了。假使今后对敌人、队伍、司令官这三方面不能清楚认识，不管在哪一点上还存在着不自觉或盲目性，哪一点上就会犯错误。我个人是如此，对我们全党同志也是如此。
　　（这是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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