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2月29日，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举办的“纪念陕甘宁边区参议会成立80周年”研讨会上，有十多位专家学者先后发言，围绕着“从参议会制度到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研讨主题，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当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民主实践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渊源。普遍一致的观点是，当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成立和在实践中形成的党内外合作共事、广泛地社会动员和听取群众意见、三三制原则、民主协商、提案处理等制度，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所坚持的政治协商制度的源头活水，对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仍有借鉴价值。下面是部分专家学者的发言题目和摘要：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李忠全在发言中，将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历史经验概括为：（1）始终坚持党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和独立自主的原则；（2）参议会成为边区人民当家做主的主要组织形式；（3）是各阶级、党派、团体合作的典范；（4）成为边区巩固与发展的基石；（5）成为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模范和榜样。

陕西省委党校教授毕远佞谈到：陕甘宁边区时期形成的以“三三制”为原则的参议会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各阶级各阶层抗日民众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建政原则。它是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实践的伟大探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共革命尤其是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制度结晶，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民主新路、实行民主执政的重要尝试。“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各阶级各阶层抗日民众组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建政原则。它是我们党在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实践的伟大探索，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共革命尤其是抗战实际相结合的制度结晶，是党探索民主新路、实行民主执政的重要尝试。

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冯峰认为：边区参议会的选举与西方议会民主最大的区别在于它是一种“社会动员”的手段。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与第一届参议会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由于1941年边区遇到的新形势：首先，新移民的进入，改变了选举的人口结构。第二，绥德、陇东分区边区的新区，绥德发达的文化教育，使得如何吸收士绅等地方精英进入政府，成为一个问题。因此，第二届参议会选举就建立在上述的现实挑战之上，而对各社会阶层进行了动员，引发了三种社会阶层的流动：第一，士绅精英“自下而上”的流动，主要由于“三三制”的实行，乡村士绅由乡向县，由县向延安（如李鼎铭）的流动；二、延安干部“自上而下”的流动，主要由于“精兵简政”，延安干部下乡，充实了县以下的各级政权；第三，“新富农”阶层在边区地位的上升。在鼓励移民、政府帮扶的有利政策下，“新富农”在边区经济中的地位巩固，并且通过选举而进入了政府。

铜川市委党校讲师李倩说到：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特别是在南梁的鼎盛时期，举行的陕甘边区工农兵代表大会，民主选举成立了陕甘边区的红色政权——“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局部执政的伟大实践。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博士生薛永毅谈到：延安作为陕甘宁边区首府的地缘优势，以及该市参议会在边区三级参议会制中的枢纽地位，决定其是一个颇值得研究的样本。通过延安市第一届参议会在基层民主选举、监督批评政府以及提案工作等方面的基本做法和历史经验，还原延安市参议会这一基层代议机关的运作机制，有助于更为深入地了解陕甘宁边区基层社会民主政治建设的历史面相，进而为推进当下民主政治建设和基层社会协商治理提供了镜鉴。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讲师张宁科认为，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成立，标志着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其中“三三制”民主政权组织形式中的协商民主，其本源和本性属于人民民主，本质是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复杂的情况下，如何实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本位是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之间。历史经验表明，协商民主在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两端相互理解才能发挥正面效应。新时代协商民主是实现党的领导的重要方式，具有实现人民民主的独特作用和优势，需要建立广泛多层制度化的人民协商民主。从参议会"三三制”民主政权建立分析协商民主产生的本源、本性、本质和本位。为新时代建立广泛、多层、制度化的人民协商民主提供历史借鉴。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博士王天丹侧重就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军事提案谈了观点，认为第一届参议会上的军事提案，是在抗战的关键时刻为抗击日军进攻和制止国民党制造摩擦事件提出的，对河防战斗和反摩擦取得胜利产生了积极作用，并为中共中央制定的拥军政策和开展“双拥运动”，即拥军运动和拥政爱民运动，以及归队运动，在当时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由陕甘宁边区发起的“双拥运动”此后被中共中央推广到全国各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区，成为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和优良传统，至今仍在坚持和发扬，并在新时代为加强军民团结产生着积极影响。

陕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魏德平认为，陕甘宁边区革命根据地史研究会在推动西北党史、陕甘宁边区史、中共中央在陕北十三年史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产出了许多有分量的著作和文章。建议：在今后的研究工作中，建议应该在范围和内容上进一步拓展和深化。范围上，一是进一步展开对边区直接领导机构西北局的研究，进一步梳理清楚中国革命与陕甘宁边区以及西北革命的关系；二是加强对西北早期党史的研究，展现西北革命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贡献。在内容上，一是深化基本史实的考证和辨析，将研究至于坚实的史料基础上，增强研究成果的客观性和学术性；二是开展对一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用学术厘清历史分歧，用学术讲政治。（王天丹、于建群供稿，纪方、李伟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