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标准像

毛泽东标准像

天安门城楼上悬挂的毛泽东第三张标椎像

　　摄影记者第一次走进毛泽东书房，他想起了拍摄标准像的往事。如今游泳池里再也不见毛泽东游动的身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可以供人休息的大厅。 新华社摄影记者杜修贤自从4月在人民大会堂拍摄毛泽东外事活动之后，不到一个月，再次接受拍摄毛泽东会见外宾的任务。

　　 5月中旬，越南领导人秘密来华，先拜会周恩来，接着就要拜见毛泽东。

　　 中央办公厅决定拍摄此次活动的摄影记者还定杜修贤。

　　 杜修贤秉承了陕北人的直性子，他一接到通知，马上向办公厅汪东兴告急："总理一个人的活动就够我忙的，又加个主席……这怎么忙得过来呀！"

　　 汪东兴可不管这些，直言相告："忙不过来也要忙，你是中央新闻外事摄影小组的组长，主席的外事新闻摄影你必须管起来！" "那……我只是管主席一人？还是连同总理两人一起都管？" "当然两人都管！"领导的口气十分干脆，没有商量的余地。 杜修贤不说话了，与其犹犹豫豫还不如干脆答应。以前有过几位摄影记者先后负责毛泽东的专职摄影，现在他们都离开了。看来他已无退路，必须"真枪实弹"上场了。 进入中南海从事新闻摄影已经十余年的他，为领导人留下了大量的精彩瞬间，那些传神画面早被亿万人民熟烂于心，呼之欲出，这其中也包括毛泽东早些时候的珍贵照片。 杜修贤对毛泽东的了解，更多是从取景器里获得的。在他的记忆里，毛泽东很风趣，一举一动都带有诙谐的成分，特别是浓郁的湖南话，使得本诗意的语言更加悦耳同时也更加难懂，为此工作人员没少闹笑话，待毛主席明白他的原话已被别人理解得成牛头不对马嘴时，他自己也会跟着大家一起大笑，丝毫没有一丝责备之意。 他记得有一次，还是上世纪60年代，因为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大幅画像要更换，需要拍摄新的标准相片供画家们临摹，重绘一张巨幅画像。 他们中央新闻组几个记者就趁主席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之际，为他照一些正面像。那天大家早早地来到毛主席开会的东大厅外架好和照相馆一样的大座机，也用黑色盖布遮挡着光线。中午，散会了，毛主席走了出来，用他特有的那种大步流星的步伐朝杜修贤他们走了过来。估计办公厅主任已经通知主席要给他拍摄正面像。毛主席看看大家，看看那张空着的凳子，凳子后面的背景是三合板上蒙着一块白布。 毛泽东没有说话，径直走到为他摆放的凳子前坐下。他表情严肃，好像在举行什么重要仪式似的。 杜修贤知道主席不喜欢面对镜头，就赶紧对焦距，想早点照完。可是他一看取景器却傻了眼：明明正面对着镜头的毛泽东，怎么眨眼功夫就转了向，侧着脸对着镜头。这是怎么回事？他还以为是椅子没有放正，可是探出脑袋一看，椅子是正的，是主席自己侧过了身子。不仅头部侧着，连整个身子都侧着。

　　 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是不是不喜欢面对镜头？猜来猜去，杜修贤也猜不透主席的心思。一般标准照都是正面像，谁也不敢擅自作主给主席照侧面像。大家在一边直着急，可没有哪个敢上前提醒主席坐正。杜修贤急中生智，干脆将大相机连架子端起来，顺着主席的姿势移了半个圈，直到又一次将镜头对准他。

　　 毛泽东一声不吭，满脸不快地望望黑幽幽的镜头，幸好没有再转侧身子。他们赶紧利索地抢拍了几张就关了机子，好让主席早一点"解放"。谁知关了相机，毛主席倒不慌不忙站起身，掏出香烟点燃，不紧不慢地吸了起来。

　　 大家见到主席轻松的表情，也松了口气。

　　 这时有几位年轻的服务员你拉我搡的，红着脸磨蹭到毛泽东跟前，想和主席合个影。大家觉得她们非得碰一鼻子灰不可？结果令人意外，毛主席竟然乐呵呵地答应了，杜修贤赶紧抓起相机为他们照了起来。

　　 这个时候毛泽东换了个人似的，不仅正面而且笑容满面地对着镜头，非常有耐心地和一个又一个服务员合影留念。

　　 后来杜修贤老是琢磨这事，主席为什么要侧着脸照相？

　　 有一天，他在人民大会堂的墙上抬眼看见悬挂的马恩列斯巨幅肖像，顿时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四人都是侧着脸的像片！他使劲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懊恼不已。为什么就没有猜透主席的心思，为什么就没有给主席照一张侧脸的相片，哪怕就一张也好啊。

　　 这以后，为了弥补自己的粗心。他有意识地多给主席照了些侧面照片，但那都不会再是标准照。

　　 很快，毛主席的正面像悬挂在了天安门城楼上。也许正是他们摄影者的保守僵化，给毛泽东留下了一个永久的遗憾。（ 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