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虽然获得落脚之地，但并没有完全摆脱困难和危险的局面。军事方面，红一方面军锐减到7000多人，加上组建不久的红十五军团，总兵力在1.5万人左右，所在区域人烟稀少，兵员匮乏；经济方面，财政十分困难，群众负担沉重，暂时不能有任何税收，“更由于陕北地方贫瘠，唯一的来源是红军及游击队在活动区域的筹款”。政治环境方面，陕甘宁苏区四面被国民党强敌包围：南面延安、甘泉、洛川一带驻有东北军第六十七军，东南宜川、韩城驻有杨虎城部第十七路军主力，西面被宁夏、甘肃国民党军10多个师兵力的包围，北面榆林、绥德、米脂一带有井岳秀第八十六师和高桂滋第八十四师，东边有已经侵入陕西吴堡、神木等地的晋绥军5个旅以及隔黄河相望的阎锡山晋绥军。与此同时，蒋介石不断督促张学良、杨虎城、胡宗南、阎锡山持续向根据地施加军事压力。为了打破封锁，摆脱困境，立足未稳的中共中央积极筹谋对策，力图巩固发展陕甘革命根据地。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中央领导人内部对于未来发展前途，存在着南下、北上、东进的分歧。彭德怀主张北上，林彪主张南下，毛泽东主张东进。意见相持不下，直到瓦窑堡会议后争论才告一段落。12月23日，在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上，中央政治局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在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中，明确了红军的行动方针：第一步，在陕西的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准备击破阎锡山晋绥军主力，开辟山西西部五县以至十几县的局面，扩大红军1.5万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

1936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对晋绥军和红军的优势、劣势作了分析，认为阎锡山的优势在于：优势兵力；本身作战能力；防御力较强；社会力量强，有民团与保甲制度。但也有弱点：战略形势孤立，蒋介石、张学良暂时不能援助；战略上的防御地位；人民一般不满；作战指挥差；攻击精神差。红军的长处是：进攻的；能打运动战；有侦察条件；有陕西游击队、地方干部的配合；有人民援助；红军能作战。在作结论时，毛泽东指出：“首先要打胜仗，才能创造苏区；还对新兵的补充和训练，干部的训练和配备，枪支弹药的修造，被服、食盐的供应等各项准备工作，提出具体任务和要求。”1月17日，中央政治局再次讨论东征的行动方针。决定采用稳扎稳打的军事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在陕北要扩大自己的力量，使它能担当保卫陕北的任务。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我们要下大决心到山西。”会议决定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张浩、凯丰等政治局多数成员随主力行动；留在陕北的周恩来、博古、邓发组成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主持后方工作。

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署《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要求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开通抗日前进道路，同日本直接开火；命令陕甘苏区的抗日红军和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坚决保卫陕甘苏区、扩大陕甘苏区这个抗日战争的根据地；命令黄河两岸的抗日红军、游击队和民众，奋勇过河东去，在河东发展抗日根据地，配合红军主力打大胜仗。

东进抗日的方针确定后，红军立刻进入准备阶段。彭德怀后来回忆道：“我用了7个晚上侦察了一军团和十五军团的两处渡河点，也侦察了敌情。不仅了解了敌人表面的工事构筑、兵力火力配备，而且真实掌握了敌人的纵深配备；以求既保证东渡取得胜利，又准备形势万一变化，能安全撤回陕北。我到预定渡河点时，才造好15只船，每船乘30人，来往一次需要1小时20分钟。全军1.4万人，还有行李、伙食担子、马匹等，这样少的船只，是无法保证东渡胜利和万一情况变化回师的安全的。即决心组织地方党、政、民全力以赴，根据掌握的每渡一次来回的时间，星夜赶造百只船。每船配备3至4个船工，对船工加强政治动员和组织训练。”“我在黄河边做了一个多月的准备工作。做了详细的侦察工作，把对岸每一个碉堡敌人的兵力、火力配备，预备队位置都弄清楚了；选择了适当的渡河点，大体保证了渡河的准确性。”

1月31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参加东征的红一方面军使用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番号，彭德怀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叶剑英任总参谋长。参战部队为两个军团：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下辖第一师（师长陈赓，政委杨成武）、第二师（师长刘亚楼，政委萧华）和第四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第二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治委员程子华，下辖第七十五师（师长张绍东，政委赵凌波）、第七十八师（师长田守尧）、第八十一师（师长贺晋年，政委张明先）。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要求，“抗日先锋军以华北五省为作战范围，第一阶段以在山西创造对日作战根据地为基本方针。以山西为方针下，可以全部或一部跃入绥远或河北或河南之一部，作为临时步骤。反对以跨越山西向河北、绥远作为第一阶段之基本战略方针，也反对不能以临时的跳跃作为战役方针”。1月中旬至2月上旬，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在延川永坪及其以东地区集中，进行政治动员和临战训练。

西革军委一再提醒前线部队和中央局要隐秘行事，严守行动秘密，避免走漏消息。为了确保东渡黄河的顺利进行，毛泽东于2月5日率部进驻清涧县高杰村袁家沟，亲自侦查渡口情况并督促相关准备工作。在袁家沟期间，适逢元宵佳节前后，且当地连降数天大雪，壮美的风光、大好的心情和即将开启的伟大事业使毛泽东感慨无限，欣然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不朽词作《沁园春·雪》：“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将此作抄录给诗人柳亚子，随后被刊登在重庆各大报纸之上，并广为传诵。

在准备渡河作战的过程中，毛泽东觉得参与东征的红军力量必须更加集中和强化，他和张闻天、彭德怀致电留在后方的周恩来，提出：“不论从战略上，从战役上，从消灭山西敌人上，从消灭陕北敌人上，均须集中全力争取东面胜利。”要求红二十八军主力东移到吴堡附近，第一步乘国民党晋绥军第七十二师撤退时，肃清这一带的残敌；第二步相机渡河。他们还建议周恩来暂移清涧县委驻地，指挥部队，争取群众，以保持东西两岸前后方的运输和渡河点。

2月18日，彭德怀、毛泽东在袁家沟发布《关于东征作战的命令》，宣布2月21日晚8点开始渡河。红一方面军的第一步任务是：“东渡黄河以坚决手段消灭东岸地区之敌，占领吕梁山脉各县，首先占领石楼、中阳、永和等县，粉碎沿河堡垒线，控制船渡于我手中，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以沟口、河口两处为主渡点，两军团派出渡河司令员、政治委员及船只指导员，指挥每个渡河点，以“保证最敏捷最有秩序的渡河”。要求先头部队绝对隐蔽乘夜偷渡，以坚决敏捷手段夺取敌堡，割断电线，控制前进阵地及翼侧掩护阵地，以保证后队渡河及与援敌作战之有利地位。偷渡若被敌发觉，则立即改为强渡。渡河后“一军团须准备与进入渡河点附近二三十里地区之援敌战斗而消灭之。在消灭该敌后或该地区无敌情，均须于第二日（即二十二号）或第三日（依渡河快慢及敌情决定）相机占领留誉镇地区。”

由于准备工作进展顺利，渡河的开始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一天。为了稳妥起见，毛泽东要求周恩来在自己随军渡河后即刻赶到河口，指挥维持河口、义牒镇、石楼一线交通的游击部队。

从20日晚8时开始，红一、红十五军团1.3万人从北起绥德沟口，南到清涧河口百余里的黄河线上，发起渡河战斗。先头部队迅速控制了东岸的滩头阵地，掩护主力渡河。21日，毛泽东从河口东渡黄河。至23日，红军突破晋绥军防线，占领山西境内三交、留誉、义牒等村镇在内的纵深35公里、横宽50余岔里的广大区域，并在4天内歼灭和击溃阎锡山部5个团，俘虏1200余人，控制了吕梁山地区的石楼、中阳、孝义、隰县等地。面对红军的进攻，阎锡山一面急调入陕部队返晋，以14个旅由隰县向北，介休、汾阳向南，中阳向南分四路反扑；一面致电蒋介石求援。

3月1日，毛泽东、彭德怀联名发布《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布告》，指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军事委员会派遣本军，东行抗日”，号召“一切爱国人士，革命仁人，不分新旧，不分派别，不分出身”，只要同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红军都愿与之联合，“本军主张停止一切内战，红军、白军联合起来，一致对日”。3月8日，中共中央在山西孝义县大麦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根据新的政治、军事形势，调整了东征战役的战略部署，决定在兑九峪一带集中重兵消灭晋绥军有生力量。3月10日，红一、红十五军团主力乘兑九峪晋绥军二、三纵队立足未稳，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猛攻，在击溃敌主力、歼灭约2个团后立即撤出战斗。鉴于中央军陆续向灵石、平遥、介休、侯马等地开进，阎锡山又纠集4个纵队再次向红军反攻，晋西南、晋西北防守兵力薄弱的实际情况，3月12日，毛泽东在大麦郊召开红一方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中路军转战隰县、交口、石楼、永和一带，牵制晋西国民党部队；右路沿汾河与同蒲路南下；左路北上直逼太原，并掩护红一军团。各路红军均取得重大胜利。

在此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3月20日至27日先后在隰县大麦郊附近的上益千村（今属交口县）、石楼县罗村和四江村等地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邓发、张浩、彭德怀、杨尚昆、林伯渠、凯丰、陆定一等出席会议。会议深入讨论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认为瓦窑堡会议以来党的工作与方针政策符合共产国际的决议精神；提出了“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的解放战争联合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认为要“区别日寇与卖国贼”、“集中力量反对主要敌人”，要“以发展求巩固”；会议还讨论了军事战略和行动方针，明确了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并决定中共中央不再随东征红军行动。

4月5日，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朱德名义发表《为反对蒋介石、阎锡山拦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下抗日捣乱抗日后方宣言》，列举蒋、阎阻止红军东进抗日事实，号召“全国爱国同胞一致奋起，抗日讨逆，响应与拥护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东征，以救中国于灭亡”。

为策应河东红军的作战，河西的红二十八军在军长刘志丹、政委宋任穷的率领下，乘晋绥军回调之际，迅速进占宋家川、吴堡等地，收复部分原来被国民党军占领的陕北苏区。3月底，红二十八军奉命渡河并协同左路军参战。他们不仅迅速扫除了罗峪口至黑峪口一带的黄河封锁线，而且在金罗镇、师庄、三角庄一带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4月14日，为完成恢复黄河交通的任务，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牺牲，时年仅33岁。

4月下旬，集结在山西的阎锡山部队和中央军已达到51个团，东北军和西北军在蒋介石的强令下向陕北推进。在敌我力量对比发生巨大变化和“山西已无作战的顺利条件，而陕西、甘肃则产生了顺利条件”的情况下，红军决定回师陕北，“以执行扩大苏区，锻炼红军，培养干部”和“粉碎卖国贼扰乱抗日后方”等任务。5月2日至5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分批经清水关、铁罗关西渡返回延长、延川一带。5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五五通电”），认为“国难当前，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明确表示“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与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一致抗日的目的”；通电呼吁“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

红军东征历时75天，虽然没有达到预定目的，但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取得了巨大成效：在军事上，消灭国民党军7个团，俘虏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并扩大红军8000多人，增强了革命力量；同时取得渡河作战的经验。在政治上，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红军的影响；在山西建立了抗日游击区，为以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奠定基础；调动阎锡山入陕部队回防，打破敌人对陕北的包围封锁，扩大了苏区。在经济上，打土豪、分田地，满足了农民的生存要求，获得支持；筹集款项30多万元，缓解了财政压力。正如毛泽东当时所总结的那样：“这次东征，打了胜仗，唤起了人民，扩大了红军，筹备了财物。”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