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尽管国共两党的秘密谈判通过不同渠道进行，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并没有改变。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等18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批评他调集胡宗南等部进攻红军和苏区；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信中写道：“今日之事，抗日降日，二者择一。徘徊歧途，将国为之毁，身为之奴，失通国之人心，遭千秋之辱骂。”“何去何从，愿先生熟察之。寇深祸亟，言重心危，立马陈词，伫候明教。”蒋介石将中共领导人的忠告置若罔闻，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又变本加厉地调集30万军队准备“围剿”我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抵达西安，设行辕于临潼华清池，图谋“以资震慑，而挽危局”，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地区的红军，“荡平”中G的根据地。随后，中央军纷纷开入潼关，新式战斗机陆续降落西安机场，陈诚、卫立煌、蒋鼎文、朱绍良等亦先后赶到。蒋介石多次对东北军、十七路军师以上将领训话，严令张、杨将部队悉数开往前线，否则东北军调福建，西北军调安徽。张学良、杨虎城曾多次劝谏，希望蒋介石能够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是都遭到了蒋的严词训斥。12月7日、8日，张、杨又先后去临潼劝蒋，希望其能以国家和民族大义为重，接受民意，停止内战，对日抗争。尽管张痛哭陈词，但蒋不为所动。在这种情况下，两人开始计划实施“兵谏”。张学良此前曾问计于杨虎城，如何才可以停止内战？敦促蒋领导实行抗日？杨反问他：是否真有抗日决心？张表示誓志以对。杨遂建议：“待蒋公来西安，可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故事。”张学良后来回忆说：“当蒋公在华清池同良两次谈话之后，良心情上十分冲动，尤以十二月九日夜为甚。更有甚者是蒋公数次召集将领会议，皆无良同杨虎城列席；致使良同杨虎城发生疑惧，而良则有甚于疑惧者，是思蒋公对良不加信任，已不重视矣。因之同杨虎城计议，遂决行强谏劫持之谋，而此时对于共党方面并未征询商议，知此者，除杨外，仅少数人而已。”

促使张、杨下决心实行“兵谏”的是“七君子事件”和蒋介石镇压学生运动。1936年11月23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袖沈钧儒、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章乃器以所谓“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罪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七君子被捕，举国哗然。张学良也亲自前往洛阳，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并希望蒋释放七君子，遭到蒋介石的严厉斥责。

12月9日，东北救亡总会和西北救亡总会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组织西安学生游行示威，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游行中，国民党军警枪伤了一名小学生，激怒了游行队伍。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接见学生代表时，却批评学生干预国政、扰乱秩序，学生组织临时决定赴临潼向蒋请愿。张学良得知后，电告蒋介石请接见学生代表，以免激化事态，蒋介石却斥责张学良放任学生，绝不允许来临潼。张学良恐怕途中学生出事，立即驱车追赶游行队伍至东郊十里铺，劝学生们回城，以免发生流血惨案，学生们痛哭流涕，全场哀恸，有人质问张学良：“现在华北特殊化了，眼看日寇就要全面进攻，国家命运是你们拿枪的掌握着，你们的枪还要打自己人，是何居心？”张学良泪流满面，劝说大家：“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一定保证实现，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你们。”游行的学生见张学良言辞恳切，遂折回西安。

12月10日，张学良到临潼见蒋，就学生游行一事与蒋商讨，蒋申斥张“失掉国家大员身份”，并责怪他没有使用武力镇压。张学良晚年提此往事说道：“我跟蒋先生是痛陈呐，蒋先生也骂我，骂得很厉害的！”“他一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就因为学生运动时候，我不好意思再说他了，因为我真是气呀，他说用机关枪打，我说机关枪不去打日本人，怎么能打学生？我火了，我真火了，所以这句话把我激怒了。”“我真怒了，所以我才会有西安事变。我怒了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至此，张学良同蒋介石“政治意见上的冲突”，“已无法化解，非告一段落不可”。回西安后，张学良对应德田说：“蒋介石决心不顾全国人心，一定要逼我们剿G。我们如不愿打，他要把东北军调离西北。他要坚持错误到底，我们得逼他，把他抓起来逼他抗日。”张学良诤谏屡次受挫，对蒋介石非常失望，他决心与杨虎城不顾个人生死荣辱，发动“兵谏”，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1日上午，张学良派黎天才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做最后的诤谏，期望说服蒋改变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蒋斥责黎天才的政训处对共产党听之任之，致使西安变成红城。得到黎天才回报后，张学良于晚6时召集骑兵第六师师长白凤翔、骑兵第十八团团长刘桂五及警卫营营长孙铭九到金家巷，向他们交代任务：去临潼“请蒋委员长进城共商救国大事”，并叮嘱千万“不要伤害委员长”。随后，命令已乘专机到达西安的唐君尧，指挥王玉赞的丑队一营及一〇五师第一旅包围华清池，防止蒋突围。指定驻守在临潼县城及其附近的一〇五师师长刘多荃，担任捉蒋行动的总指挥。

11日晚，张学良、杨虎城确定次日凌晨6时发起“兵谏”，并开始分头部署。当天夜里，原预定在新城大楼宴请随蒋到陕的国民党军政大员，不料蒋介石也在临潼设宴，准备招待张学良、杨虎城和于学忠等高级将领，确定“围剿”陕北红军的计划。经研究，张学良独自一人到临潼，杨虎城则留在新城。晚10点多张学良返回西安，午夜时分，新城宴会散场，张召集东北军高级将领开会，正式向他们宣布“兵谏”计划。按照约定，东北军重点负责临潼捉蒋，十七路军负责扣留西京招待所的国民党军政大员，解除西安城内的国民党武装。

1936年12月12日凌晨，华清池的枪声打破了冬夜的宁静，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对于“兵谏”的经过，蒋介石曾写道：“凌晨五时半，床上运动毕，正在披衣，忽闻行辕大门前有枪声，立命侍卫往视，未归报，而第二枪又发；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后枪声连续不止，乃知东北军叛变。”“此时余犹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F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如余能超越山巅，待至天明，当无事矣。乃携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与随从蒋孝镇出登后山经飞虹桥至东侧后门，门扃仓卒不得钥，乃越墙而出”。不料跌落深沟，伤及腰部，在短暂休息后，向骊山逃去。经过艰难的攀援摸索，在接近山巅地段，蒋介石择地小憩，这时四周枪声大作，“枪弹飞掠余身周围而过，卫兵皆中弹死。余乃知此身已在四面重围之中，此决非局部之兵变，而为东北军整个之叛乱；遂亦不再作避免之计．决计仍回行辕，再作计较”。蒋介石回忆说自己“只身疾行下山。及至山腹，失足陷入一岩穴中，荆棘丛生，才可容身。此时身体已觉疲乏不堪，起而复仆者再只得就此暂息，以观其变”。

天亮后，东北军卫队营班长陈思孝搜山时发现了躲在山洞中的蒋介石，获此情况，孙铭九急忙跑上前去。当时，蒋介石刚从洞里走出，没等孙铭九开口，蒋介石就赶紧着说：“你打死我吧！”孙答：“不打死你，叫你抗日”。当得知孙铭九属张学良所派来，且自己的生命没有受到威胁后，蒋介石坐地不愿下山，并生气着说：“叫你们副司令来，我腰痛不能走！”孙回答说：“副司令在西安相候。此地不安全，请委员长还是下山吧，你腰痛，我们背你下山。”蒋介石又要求骑马，孙示意士兵把蒋从地上架起来，拥推着下山。

当孙铭九带领东北军在临潼华清池打响捉蒋战斗的同时，西安城内的十七路军也按计划展开了军事行动。当时十七路军方面参与此次行动的除孔从洲的陕西警备二旅外，另有炮兵团、特务营、教导营等，共约8000人。12日凌晨，宋文梅率特务营包围西京招待所，先后被扣押在此下榻的国民党中央军政大员陈调元、卫立煌、蒋鼎文、蒋作宾、朱绍良、蒋百里、张冲、陈诚、万耀煌等，并解除了他们的军事武装。邵元冲在逃跑途中，被流弹击倒，后不治而亡。执行解除城内国民党武装力量的陕西警备二旅五团，在团长郑培元的带领下，从拂晓开始行动，由于对方毫无防范，至7时左右结束战斗，十七路军控制了机场、火车站、邮电局等要害部门，查封了国民党各大银行在西安的分行，逮捕了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剿总”参谋长晏道刚等要员，击毙中央宪兵二团团长杨镇亚。

在西安事变爆发的同时，张学良还策划实施了兰州事变。12日晚7时，东北军五十一军奉张学良电令出动，缴械了胡宗南部两个团的武器、查抄了国民党在兰州的政府部门和特务机关、控制飞机场，以响应配合张、杨在西安的行动。

蒋介石被扣押后，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通电全国，陈述发动事变原委，并提出八项救国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并称：“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已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亡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清晨，张学良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稍后，张学良、杨虎城又联名电邀中共中央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

南京国民党中央获知西安事变的消息后，立即举行中央常委会及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决定军委会议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委会负责，指挥调动部队由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褫夺张学良的本兼各职，交军委严办，所属部队归军委直接指挥。同日，国民政府下令拿办张学良；何应钦下令陕、甘、宁、绥、豫等地区的中央军作战略性移动，对西安形成包围之势。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