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的谈判

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的合作抗日，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应蒋介石的邀请，派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再上庐山同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张冲、康泽进行第五次谈判。在谈判前，中共中央为了顾全大局，郑重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决定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再作出让步，并提出了中共谈判的新方案，基本立场是：争取设立军事指挥部，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军事或者政治名义可不拘形式等。由于当时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心存侥幸，他虽然有抗战的准备，但更幻想“就地”解决卢沟桥事变问题。由于蒋介石的态度不坚决，因此在国共谈判中态度并不积极，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进一步倒退。

关于红军改编问题，蒋介石在上次谈判中时曾表示，红军改编后在3个师上设立政治机关可代行指挥权，这次却要求各师直属中央政府的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这样政训处就无权指挥了。中共代表据理力争，但蒋介石仍坚持己见，并坚持3个师要由南京当局派人。此外，还要委派从上到下的一系列副职。对此，周恩来等坚决不同意。对于中共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态度冷淡，搁置起来。在陕甘宁边区政权问题上，国共双方仍存在严重分歧。

7月21日，中共中央代表团离开庐山到南京、上海。当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致信朱德，指出蒋介石坚持红军改编后3个师的管理教育直属国民政府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委派；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等指出中共的对策应是：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每个方面军编足1.5万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7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编方针的指示，指出中央决定红军与苏区必须全权由我们包办，决不让步，但红军统帅机关的名义可暂时让步；人选不能让步，国民党不准插入一个人。由于蒋介石坚持顽固立场，7月28日，周恩来、博古、林伯渠返回陕西。

7月29日，北平失陷。30日天津失陷。华北抗战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了。为了尽快解决国共关系中存在的矛盾和分歧，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的局面，8月2日，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急电中共谈判代表，告知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即飞南京共商国防政府的问题。8月3日，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博古、叶剑英（后来中共中央同意朱德参加会谈）赴南京谈判，并求得下列问题的一同解决：“（一）发表宣言。（二）确定政治纲领。（三）决定国防计划。（四）发表红军指挥系统及确定初步补充数量。（五）红军作战方针。”关于红军参战问题，8月5日，毛泽东和张闻天致电朱德、周恩来等指出：“关于担任一方面作战任务问题，红军担负以独立自主的游击运动战，钳制敌人大部，消灭敌人一部的任务。这是在一定地区内协助正面友军作战，而不是‘独当一面’”。8月6日，朱德、周恩来从泾阳云阳镇抵达西安，并于8月9日与叶剑英一同飞抵南京，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

1937年8月10日至8月21日，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朱德、叶剑英与国民党方面代表蒋介石、陈立夫、康泽、张冲、邵力子等，在南京举行谈判。中共中央十分关注在南京举行的国共谈判。8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中共谈判代表，提出与国民党谈判的十条训令，指出：“两党合作必须建立在一定原则上，目前最重要的问题，须使党与红军放在合法地位。因此要求国民党迅速实现下列各项，以便红军早日开赴抗日前线。”要求实现的各项是：“（一）发表我党宣言，同时蒋介石发表谈话；（二）发表边区组织；（三）发表指挥部；（四）发给平等待遇之经费；（五）发给平等待遇之补充器物；（六）红军充任战略的游击支队；（七）在总的战略方针下，执行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发挥红军特长；（八）为适应游击战原则，须依情况出兵与使用兵力；（九）不分割使用；（十）第一批出动红军的使用区域，在平汉线以西、平绥线以南地区，并受阎百川节制。”

在国共两党谈判期间，日军进攻上海，淞沪会战爆发，全国各界人民强烈要求团结抗战，对国民党的态度和立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终于就改善两党关系、实现团结抗战的重大问题达成协议。第一，国民党同意周恩来起草的国共合作宣言，在红军改编开赴山西后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并由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同意由中共派人到其他边区传达改编方针；同意中共在南京、上海等地设立办事处；分批释放在监狱共产党员；同意中共延安出版的《解放》周刊，在西安、南京翻印，在全国发行。第二，关于红军改编问题，通过谈判，蒋介石同意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第八路军，3个师以上设立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部队的给养一律照发。但南京政府仍坚持向改编的八路军派人，中共表示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坚持自己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第三，关于红军改编后出师抗日的问题，国民党方面表示同意改编后八路军充任战略游击支队，只作侧面协助友军作战。关于八路军出兵时间，淞沪会战开始后，蒋介石多次催促中共出兵，并要求一次全部出动。中共从实际出发，决定派红一军团为先遣队，随即3师主力陆续开赴前线。至此，国共两党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谈判终告结束。

二、北方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与出师华北

中国共产党在民族危难关头，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是为促成国共合作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在国共两党进行第五次谈判期间，中共中央即着手红军的改编工作。7月22日，红军总部召开营级以上干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问题，彭德怀做了《红军改编的意义和今后工作》的报告。7月23日，朱德抵达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着手改编部队。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三原地区，整装待发。8月9日，中共中央召开在延安的中央和各部门负责人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抗战已经开始，准备抗战的阶段已经结束。”在谈到红军下一步行动时说：“红军今日以前是准备调动，今日以后是实行开动。红军应当是独立自主的指挥与分散的游击战争。必须保持独立自主的指挥，才能发挥红军的长处，集团的作战是不行的。同时，还要估计到特别的情形，防人之心不可无，应有戒心，保障红军之发展扩大！”要“保持组织的独立性、批评的自由”。

淞沪会战爆发后，蒋介石急欲红军开赴，于8月18日同意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和设立总指挥部。8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同国民党达成的协议，将陕甘宁地区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朱德、彭德怀发布了《留别西北同胞书》，做好了率军渡河抗日的准备。

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将中共率领的西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设立总指挥部，委任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并收回向八路军3个师派参谋长的主张，改为派遣联络参谋。9月11日，按照抗战军事序列，改称第十八集团军。8月23日，朱德在云阳镇亲自主持改编大会，宣读抗日誓词：“为了民族，为了国家，为了同胞，为了子孙，我们只有抗战到底。”

8月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朱德、周恩来正式发布《关于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命令宣布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任命彭德怀为副总指挥，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后，正、副总指挥改为正、副总司令；以叶剑英为参谋长，左权为副总参谋长，任弼时为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为政治部副主任，后其正、副主任分别改任为王稼祥和谭政。在西扎的主力红军分别改编为第一一五师、一二〇师、一二九师3个陆军师，全军兵力共4.5万人。其中第一一五师以原红军第一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下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第一二〇师以原红军第二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第三五九旅（旅长陈伯钧）；第一二九师以原红军第四方面军为主编成，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下辖第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当日，朱德、彭德怀发表了《第八路军总指挥副总指挥就职通电》，宣布就职。第八路军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除部分兵力留守陕甘宁边区外，其3个主力师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先后从陕西韩城及潼关东渡黄河，兼程北上，开赴山西、察哈尔、河北、绥远四省交界的恒山地区的抗日前线。

为了加强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8月29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前方军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任弼时任秘书长，委员是：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张浩、林彪、聂荣臻、贺龙、刘伯承、关向应。军分会受中央军委统辖，作为中共在华北八路军的最高领导机构。同时，还决定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负责领导全师的军事、政治和党的工作。10月，中共中央决定八路军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机关，将政训处改为政治部（处）。经中共中央批准，聂荣臻任第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关向应任第一二〇师政治委员，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后由邓小平接任），进一步加强了军队政治工作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同时，在延安设立八路军后方留守处，由萧劲光任主任。

1937年8月22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一部由陕西三原出征；9月3日和30日，第一二〇师主力和第一二九师主力先后由陕西富平庄里镇出征；9月6日，八路军总部由陕西泾阳云阳镇出征，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八路军出征所到之地，沿途群众奔走相告，犹如欢庆盛大节日，杀猪宰羊，箪食壶浆，慰问子弟兵。有的地方群众搭起彩楼，敲锣打鼓，鸣放鞭炮，夹道欢迎。在黄河渡口的韩城芝川镇，由工商界和文化教育界名流参加的韩城各界欢送八路军筹备委员会，在黄河渡口筹集了百余条渡船，调集了数百名船夫，在群众的大力协助下，数千名八路军将士顺利渡过黄河，沿同蒲线北上，对日作战。

八路军开赴华北的初期，其主力主要是以游击战和游击运动战直接在战役上配合友军作战，以少量兵力进行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武装的工作。当八路军三大主力向华北抗日前线挺进时，晋北的国民党军节节败退，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团已逼进雁门关、平型关一线。为了配合友军正面战场固守平型关、雁门关及长城各口隘，尽可能保住太原，争取华北局势的好转，八路军一二〇师奉命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主力奉命向平型关急进，以打击进犯之敌。9月25日，一一五师在平型关东北设伏，歼灭日军1000余人，获得平型关大捷。10月16日至24日，一二〇师多次在雁门关地区伏击日军运输车队，一度攻占雁门关，给敌人南下进攻忻口及后方交通运输造成了很大的困难。10月19日，一二九师一部夜袭阳明堡飞机场，炸毁日军飞机24架，歼敌守卫部队百余人。当平汉线南犯的日军攻占石家庄，以主丈进犯娘子关时，为挫败日军锋芒，八路军总部率一一五师主力由五台山地区驰援正太路，一二九师也向娘子关南及东南挺进，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据不完全统计，八路军三大主力自9月份开赴抗日前线至11月初，共与敌进行了大小战斗100多次，歼灭日军数千人，缴获步枪1000余支，轻重机关枪76挺，骡马1200余匹，炸毁敌机24架及汽车、坦克600余辆。

11月8日，太原失守后，八路军各师主力分别在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北和晋西南实现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9日，毛泽东在给八路军的一份指示中指出：在华北正规战争也已经结束，游击战争转入主要地位的形势下，日军不久即将以主力向我军所在的晋西北、晋东南、晋东北、晋西南各要点进攻。我在上述四区活动之部队，应控制一部，执行袭击敌人的任务，大部分散于各要点。并强调八路军“应在统一战线基本原则下，放手发动人民，废除苛杂，减租减息，收编溃军，购买枪支，筹集军饷，实行自给，扩大部队，打击汉奸，谅纳左翼，进一步发挥独立自主精神，如此作去，期于一个月内收得显著成绩，以便准备充分力量对付敌向内线之进攻”。12日，毛泽东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上海太原沦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指出：“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3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华北八路军总部负责人，指出：山西国民党各军大溃，“正规战争结束，剩下的只是红军为主的游击战争了”。“红军任务在于发挥进一步的独立自主原则，坚持华北游击战争，同日寇力争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使之化为游击根据地，发动民众，收编溃军，扩大自己，自给自足，不靠别人，多打小胜仗，兴奋士气，用以影响全国，促成改造国民党，改造政府，改造军队，克服危机，实现全面抗战之新局面。”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总部决定第一一五师一部依托五台山建立晋东北的战略支点，师部率第三四三旅转赴晋西南吕梁山脉地区建立战略支点；第一二〇师依托管涔山建立晋西北的战略支点；第一二九师主力及一一五师三四四旅由正太路南下，依托太行、太岳山脉，建立晋东南的战略支点。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东北的展开  早在1937年9月20日，毛泽东就指出：“五台山脉应该使之成为重要的游击战争区域之一，现在就宜加紧准备。”平型关战役后，一一五师即以政治机关和教导队组成工作团，在师政训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率领下，在五台等地协同中共地方党组织开展群众工作。10月11日，毛泽东电示聂荣臻：应着重一个月内建立武装与群众工作之基础，以便一个月后有充分力量反对日军的进攻。按照毛泽东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一一五师随即以独立团、骑兵营、教导队等2000余人，在副师长聂荣臻的率领下，以五台为中心向四面发展，11月7日成立晋察冀军区，建立起了晋东北战略支点。

八路军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展开  遵照中共中央的部署，一二〇师9月份进入宁武、神池一带后，即一面以主力侧击沿同蒲路南进之敌，有力地配合了友军作战，同时以教导团和师政治机关等共700余人组成工作团，在师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的率领下，分赴朔县、偏关、临县、岚县等14个县开展群众工作。经过一个月的工作，建立了抗日游击队和自卫军，达到1.1万余人。太原失守后，工作团随主力进至汾阳、离石地区和晋中平原，进而在晋北全境展开。

八路军一二九师在晋东南的展开  1937年10月中旬，一二九师挺进晋东南平定地区后，而以主力侧击沿正太路西进之敌，配合保卫太原的战役。同时以教导团一部在太谷、榆次、阳泉、昔阳、和顺等县开展群众工作。11月13日，一二九师在和顺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关于创建以太行、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一二九师以晋东南为支点，把游击战争伸向晋冀豫大平原。

八路军一一五师在晋西南的展开  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是陕甘宁边区的东部屏障和联系晋冀豫边根据地的纽带。在太原失陷前，毛泽东即指出：对以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八路军应作适当的部署，第一一五师师部和第三四三旅，应立即向该地区转移。太原失陷后，11月9日，八路军总部即令一一五师主力由正太路南进，适时转入吕梁山，创建晋南抗日根据地。1938年2月中旬，日军进攻孝义等地，国民党军纷纷退向晋南和黄河西岸，吕梁山部分地区成为敌后。一一五师立即进至灵石、孝义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发动群众，建立地方武装。同年春，日军占领临汾后，一路沿同蒲线南下，进攻风陵渡，另一路西犯大宁，企图抢占黄河渡口，进犯陕甘宁边区。一一五师主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保卫河防、保卫陕甘宁的指示，与敌人展开英勇的作战，在大宁与日军激战5昼夜，打退敌人的进攻，粉碎了敌人西犯黄河河防的企图。一一五师主力依托吕梁山脉展开于晋西南，与晋西北、晋冀豫边两块抗日根据地相策应，对由太原、榆次地区沿汾离公路西犯之敌和沿同蒲路南进之敌，都形成有利的夹击之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八路军三大主力依托五台、管涔、太行、吕梁等山脉建立战略支点，完成了在山西四角的战略展开，控制了山西的大部分战略要地，处于战略上的主动地位，使进入山西之敌，陷入八路军的四面包围之中，继而八路军又以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为支点，继续派出部队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和绥远等华北区域发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大的敌后战场。八路军派出的几个强大的挺进支队，北上察绥，南下豫北，东进山东，在华北敌后获得广泛的发展空间和时机。通过华北抗日军民浴血奋战，相继建立晋察冀、晋冀豫、晋鲁豫、晋西北、大青山、山东、冀东、吕梁山等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游击区。

从出师到1938年10月，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八路军以3个主力师开始展开于山西“四角”地区，继而由山西的山区发展到平原，由山西扩展到整个华北。八路军不仅在山区建立了战略基地，而且在平原也建立了巩固的冀中等根据地。平原根据地和山区根据地相互支持，互相依赖，相辅相成。八路军在华北战略展开，不仅有力的钳制和打击日军，配合正面战场友军的作战，迫使日军抽调进攻正面战场的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相持阶段的到来，同时，也为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立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

三、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与挺进华中

南方红军游击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重要的革命武装。中共中央根据全国政局的变化，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红军游击队：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之下，可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从8月到12月，国共双方就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具体问题，先后在南京、南昌、武汉进行多次商谈。南方各红军游击队也相继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达成停战以合作抗日的协议。在协议中，红军游击队坚持了以下原则：第一，保持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独立性，保持共产党对改编后的红军游击队的绝对领导，国民党不得派人干涉。第二，双方停战，国民党军撤出游击区，保持游击区群众在土地革命中取得的利益。第三，红军游击队的集中整训，采取独立自主靠山或近水扎营等办法。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军长。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10月6日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赣粤边、浙闽边和闽西等红军游击队，统交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这样，分布在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的红军游击队（除广东琼崖地区游击队外）随即集中，整编为新四军。新四军下辖四个支队，一个特务营，共计1.03万余人。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张云逸，副参谋长周子昆，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主任邓子恢。长江以南各省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一、第二、第三支队。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兼），副司令员谭震林。长江以北鄂豫皖地区的红二十八军和豫南、鄂北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编为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为了加强党对新四军的领导，12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共中央新四军军委会。东南分局由项英、曾山、陈毅等组成，项英为书记，曾山为副书记。新四军军委会由项英任书记，陈毅任副书记。

新四军军部成立后，于1938年1月由汉口迁至南昌。在三、四月间，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集中，第四支队东进到达安徽立煌县（今金寨县）流波疃地区集中。军部由南昌进到岩寺（8月进驻泾县云岭）。新四军在大江南北集结整训，等待国民党第三战区校阅、点验之时，国民党军已经将京沪杭主要城市丢失，到处是国民党散兵游勇及其丢失的弹药。日军已经占领京沪一带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但是他们对大江南北的广大农村乡镇却无力控制。在这种情况下，新四军应迅速开赴敌后，依靠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牵制敌人。

刚刚集结起来的新四军，组织编制还不完善，武器装备也不齐全，思想认识尚未完全统一，对敌后情况、作战对象的特点尚不完全清楚，国民党当局“借刀杀人”的意图也须慎重对待。因此，新四军领导人在部队集结地点、开进路线、开进时间以及作战地区等问题上，思想上保持着较高的警觉，行动上比较谨慎。先遣支队出发后，项英向毛泽东报告：国民党当局“屡次以命令强迫执行”向他们指定的地区开进，“显然是将我们送到敌区，听其自生自灭，含着借刀杀人的用意”。因此，项英采取的对策是：“目前先遣队已出发，各支队不日陆续跟进，军部准备移南陵。我们的计划：利用短距离行军，每日的30里路行程，其余时间进行教育，同时拖延时间，侦察地形。达到泾县与南陵之间，靠山地集中，由各支队各派遣一部队出动（等先遣队回后），大部分求得整训，争取时间。”毛泽东接到项英的几份电报后，看出项英的想法和做法与中共中央的意图有差距，便于1938年5月4日给项英发出《关于新四军应进行敌后游击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其基本精神是：第一，新四军要到敌后进行游击战；第二，新四军主力应迅速挺进敌后；第三，新四军挺进敌后地区的步骤与任务；第四，新四军能在平原水网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第五，要恰当处理与国民党第三战区的关系；第六，要项英保持与叶挺的良好关系。《五四指示》对新四军的战略任务、发展方向及内外关系等等，都有原则的、明确的规定，中共中央在此后对新四军发出的一系列指示，都是对这一指示的深化和具体化。因此，它成为指导新四军初期工作的总的指导方针，也是检验新四军工作的依据。

5月14日，在徐州失陷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又致电长江局、东南局及项英，发出“中央关于新四军行动方针的指示”，要求新四军抓紧时机，主动出击，创建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为了消除项英的顾虑，中央指示，在挺进敌后过程中，“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谨慎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同时，也只有“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才能“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才能“有力的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徐州失陷后，5月22日，中共中央就长江以北发动游击战发出指示，要求华中“立即成立豫鄂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津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其“中心任务，是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的建立几个基本游击队与游击区”。同时指示河南省委，“动员平汉、陇海两铁路上所有中心城市的大批学生、工人、革命分子到乡村中去，组织与领导群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中央要求长江局“鼓励集中在武汉的人才大批到长江以北的乡村中去工作”。“并应有计划的分配党员到这些地方，建立各级党的领导机关，大大发展党的工作与党的组织”。中共中央在国民党很快丢失以宁沪杭和长江以北徐州等广大地区，而且日军尚无力马上控制该区广大乡村和中小城镇的情况下，立即指示新四军向东发展、向北发展，指示地方党组织在广大敌后开展农村游击战争，有力地推动了长江流域敌后的抗日根据地。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新四军立即挺进敌后，利用河湖港汊等复杂地形开展游击战，开创了华中敌后抗日的新局面。

1938年4月，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从一、二、三支队抽调一批团以下干部与一个侦查连组成新四军先遣队，由粟裕率领于4月28日由岩寺出发向苏南挺进，作战略侦察。5月19日，正式进入江南战场。新四军先遣队进行战略侦察出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电催项英指挥新四军主力东进创建茅山根据地，而后进一步东进和北上。5月中旬，在陈毅率领下，第一支队离开岩寺东进。6月1日经南陵，接着从宣城、芜湖之间越过铁路进入江苏境内。6月12日到达溧阳竹篑桥，与粟裕率领的先遣支队会合，展开于溧武公路以北、宁杭公路以东地区。6月17日，先遣队在镇江西南的卫岗伏击日军，首战告捷。随后，张鼎丞率第二支队于7月进至苏南，在宁芜公路以东、宁杭公路以西地区展开活动。进入苏南的新四军部队，依靠群众，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组织各种群众抗日团体，成立中共苏南特委，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军，先后取得大小百余次战斗的胜利，打开了江南敌后的抗战局面。9月至12月，又粉碎敌人大小20余次“扫荡”，有力震慑和打击了敌人，鼓舞了群众的抗战信心，建立起以茅山为中心的苏南根据地。张云逸、谭震林率领的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二支队进入苏南后，进入皖南长江沿线，开展游击战。第四支队在高敬亭的带领下东进皖中，与敌周旋于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于5月中旬，在巢县东南伏击日军取胜，随后，第四支队在六安至合肥公路两侧展开游击战，10月下旬，第四支队先后攻克无为、庐江两城和襄安等镇，歼伪保卫团3000余人，奠定了皖中地区抗战的新局面。

四、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组建与打退日军对边区的进犯

全面抗战爆发后，陕甘宁边区面临着两大威胁：一是日军已兵临黄河东岸，对边区虎视眈眈。二是边区南、北、西三面的国民党顽军经常挑起“磨擦”，甚至发动军事进攻，磨擦和反磨擦的事件时有发生。因此，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决定从八路军整编的各师中抽出一部分兵力组成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以保卫中共中央和边区的安全。

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延安组建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司令部先后下设参谋处、副官处、秘书处、军医处、供给处和野战医院。为加强边区防务，总留守处分设东区、西区留守处。东地区为神木、府谷、靖边、安定、志丹、延安、甘泉、富县洛川等县，驻守部队为第一一五师的炮兵营、辎重营。第一二〇师的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三五九旅之七一八团，主任为陈伯钧，副主任陈先瑞；西地区为定边、盐池、环县、庆阳、合水、正宁、旬邑、淳化县等，驻守部队为第一二九师的特务营、工兵营、炮兵营、辎重营及第三八五旅之七七〇团，主任为王宏坤，副主任为王维舟。所辖兵力约9000人。10月，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命令，驻边区留守各个部队统一整编为陕甘宁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后又将第七一八团改编为警备第八团，第七七〇团番号未变。同年12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将八路军后方留守部队改编为八路军留守兵团（此后“总留守处”和“留守兵团”的名义则根据需要分别使用），萧劲光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初期，面对陕甘宁边区的内部有土匪的骚扰，外部有日军威胁的险恶环境，八路军留守兵团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不畏强敌，一方面内清了匪患，另一方面打退日军对河防阵地的多次进攻，确保和巩固边区社会经济稳定、人民安居乐业。

1938年2月底，占据同蒲路沿线的日军继续南犯，陷临汾，占黄河天险风陵渡，炮击潼关；同时，驻大同之日军第二十六师团进攻晋西北，连陷宁武、神池、五寨、岢岚、偏关、保德、河曲7城及黄河要口军渡，炮击西岸宋家川；驻绥远之敌亦配合经伊克昭盟东胜县由北向南进犯，使边区处于日军的直接进攻之中。1938年3月，驻汾阳至离石公路线的日军向边区河防发动进攻。敌之意图最初是为了配合同蒲路南下之敌对西北作战略攻击，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后，则是配合其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日军凭借其军事、经济优势，沿汾离公路西进，重点攻击八路军宋家川渡口。其进攻方式多是在占领河东阵地后，先用重炮猛轰八路军河防阵地，以摧毁军事防御工事，接着在强大火力的掩护之下，集中强渡。日军的进攻部队以梅津的一一〇师团为主，配合以一〇九、二十六师团及独立第二、第四混成旅团等，总兵力达数万人。

当河防吃紧时，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8年3月3日发布《告民众书》，指出：“保卫边区，是每个边区人民应尽的神圣责任，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要竭尽他所能做到的，努力参加各种抗战工作。”与此同时，留守兵团下达了抗战总动员令和战斗命令，并采取切实的部署，完成了各项备战工作：（一）进行兵要地理调查，全面熟悉地形地物，做到战时心中有数。（二）健全指挥机构，成立两延（延长、延川）河防司令部和神府河防司令部，作为留守兵团派驻前线的代理指挥机关（两延河防司令部下辖6个河防区，各河防区的负责人依次为黄罗斌、贺晋年、文年生、阎红彦、白志文、陈先瑞）。（三）划分河防守备部队分界线，落实责任。确定以警备六团驻神府地区，守备佳县以北之万户峪、盘塘、马镇等渡口。警备八团调驻米脂守备大会坪、宋家川、李家沟、丁家畔、康家塔等渡口。警备三团驻清涧，守备河口、界首至枣林坪等渡口。警备四团驻延川县永坪地区，以1个营的兵力守备延水关、高家畔渡口。警备五团驻延长，守备凉水崖、马头关、清水关等渡口。（四）制定关于日军渡河情况的判断处置和击退日军的行动计划。（五）加紧进行军事训练。特别是进行以河川地形为主的战斗演习和战术研究，努力提高射击技术。（六）对守卫河防与参战部队，加强政治教育和战斗动员，以增强斗志和胜利信息。（七）动员力量构筑强固的纵深配备的土木工事，特别是加强各主要渡口的前沿阵地。

在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下，陕甘宁边区军民紧急动员起来，积极支援和配合边区留守兵团的抗敌军事行动，奋起反抗日军的进犯。留守兵团虽然兵力薄弱，但对日军的进犯采取积极防御的方针，以主动、灵活、机动的游击性运动战，配合正面采取“半渡而击”战术手段的阵地战，以逸待劳，坚决巧妙地击退了日军的侵袭，使日军只能望“河”兴叹。

晋陕间以黄河为界长千余华里的河防防线，北起陕北府谷以南的贺家堡，南到宜川以北的圪针滩。从1938年3月至1939年底，日军先后向边区河防阵地发动23次进犯，边区军民与日军进行了78次战斗，粉碎了日军对边区的进犯，其中较大的战斗有：

神府河防战斗  1938年3月10日，日军2000余人配备火炮20门，携带渡河装备于12日占领山西兴县，13日抵达神府河防对岸，日军以大炮机枪扫射，并以飞机轰炸掩护准备渡河。边区河防部队警备第六团奋起反击，毙敌40余人，伤敌百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日军退回兴县。

宋家川河防战斗  1938年5月，日军集结约一旅团兵力，配备大炮30门，经柳林向军渡进犯，企图占领渡口，并过河强占宋家川。边区河防部队警备第八团在汾离公路沿线伏击、袭扰敌人。随后，边区警备第八团东渡黄河，在柳林地区与日军激战，歼敌200余人、缴获步枪40余支、轻机枪2挺以及其他一些军用物资，击溃了日军的进攻。

马头关、凉水岩河防沿线战斗  1938年12月下旬，蒲县日军侵占大宁、吉县、永和后，即准备了大批渡河器材与武器弹药，兵分三路，每路千余人，装备10余门大炮，向黄河沿岸进攻。日军一路指向马头关，一路指向凉水岩，一路指向清水关。1939年1月，日军先后占领以上3个渡口的河东阵地。边区河防部队和游击队自卫队在群众配合下，对日军进攻予以坚决反击获胜，击毙日军8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马10匹。

宋家川、马头关、凉水岩河防沿线战斗  1939年5月，日军由太原增调两个师团至汾阳、离石。6月四五日，日军一路1.5万余人进占碛口等地。边区河防部队在群众配合下英勇反击，打退了日军的进犯，歼敌80余人，缴获步枪10余支。

第二次宋家川河防阵地战斗  1939年9月，日军又集结三四千人进犯边区宋家川河防阵地，日军在占领白霜、军渡后，猛烈炮击宋家川。边区军民经过10多天的自卫反击，歼敌30余人，缴枪5支，击退了日军的进犯。

碛口河防战斗  1939年冬，日军利用晋西事变之机增兵1万余人，兵分四路向碛口合围，并强渡佳县渡口。边区河西守备部队猛烈反击敌军进攻，歼敌100余人，俘敌2人，缴获步枪6支，击溃了来犯之敌。

第三次宋家川河防沿线战斗  1939年冬，日军集结离石、柳林守军4000余人再次进犯军渡，并炮击宋家川。边区河防部队经过5天的反击作战，歼敌20余人，迫使日军逃窜。

在一年零10个月的战斗中，边区河防守军以付出160余人伤亡，20余人中毒的代价，获得了河防保卫战的辉煌胜利。在保卫河防的战斗中，边区军民总结了战斗经验，主要有三条：一是“半途而击”，即在敌人渡河之际，或击敌于崖边上船处，或击敌于横渡之中，或击敌于登陆上岸时。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善于隐蔽，顶住敌人的大炮轰击和飞机的轰炸。二是“主动出击”，即选择时机，利用有利条件，以精干得力的部队，迂回击敌于侧后，迫使其撤离，或回还。要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把握敌情。三是河东、河西互相配合，“两面夹击”。

在保卫河防战斗期间，边区民众以保卫家乡、保卫祖国的神圣责任感，积极参加民众自卫军，为河防部队运送粮草，随同作战部队上前线抬担架、护理伤病员。固临、延长、延川县有4000多名自卫队，1000多头牲口，配合主力开赴前线，而且多次主动出击河东，扰乱并钳制日军。宋家川120名船工全部参加自卫军，协助主力部队作战。边区政府还组织民众自卫军站岗、放哨、查户口，发动军民清除汉奸、土匪，边区内部的社会秩序安定，使河防部队有一个可靠安定的后方。由于军民大联合，军政大团结，使千里河防成为日军不可逾越的坚固防线，胜利地保卫了边区的安全。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