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8月20日在毛儿盖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陈昌浩、凯丰、邓发、徐向前、李富春、聂荣臻、林彪、李先念共12人。朱德和张国焘因在前方指挥左路军攻阿坝未能参加会议，周恩来因重病也未到会。毛泽东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与会者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会议决定由毛泽东起草一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决议的补充，即《关于目前战略方针政策之补充决定》。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深入，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

沙窝会议后，张国焘在毛儿盖召集四方面军军以上干部会议，非法审查中央路线，公开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罪恶活动。当时，敌人正加紧在南线进犯红军，造成对红军后方的严重威胁。据此，党中央改变了夏洮战役计划，决定将红军主力集中到右路，主攻班佑。党中央于1935年8月15日电示张国焘：“一、四方面军主力，均宜走右路。左路阿坝只出一部，掩护后方前进”，“目前应专力北向”。19日，张国焘致电右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一面同意中央15日的行动计划；一面却强调攻取阿坝的重要性。

为了进一步统一战略思想，1935年8月20日，中央政治局在四川毛儿盖举行会议。毛泽东首先在会上作关于夏洮战役后的行动问题报告。指出：我们到达夏洮地区以后，有两个行动方向：一向陕西，一向青海、新疆、宁夏方向。报告认为，红军主力应向东向陕甘边界发展，不应向黄河以西。其理由有四点：

1．从敌情来说，如我们向黄河以西，敌人则在黄河以东筑封锁线，把我们限在黄河以西。这个地区虽然大，但多是草地、沙漠、人口也很少，将会发生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要迅速攻破敌人迫我向黄河以西的封锁计划，第一步占洮河流域，第二步占天水一带，第三步在平凉一带击敌，向陕西发展。求得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

2．从地形来说，由兰州至潼关一带地域广大，我们需要在广大的区域建立政权，创造后方。

3．从经济条件来说，西北要比黄河以东差，同时气候寒冷，给养困难。

4．从民族条件来说，黄河以西大部是回族、蒙族，汉族很少，我们到西边去，只能扩大回民的人民革命军，而不能扩大红军本身。

基于上述四方面条件，红军主力应向黄河以东，支队向黄河以西去破坏敌人的封锁计划。报告指出：夏洮战役的目的，主要是得到洮河流域的东岸。我们应以洮河流域为基础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因为这一区域，背靠草地，四川军阀很难来；西北靠黄河，便于作战；同时又可以黄河以西为退路。将来向东大大发展时，后方应移到甘肃东北与陕西交界的地区去。

陈昌浩、王稼祥、凯丰、林彪、博古、徐向前在发言中，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报告。他们认为向东是转入新的形势；向西是军事上及政治上的退却。这个问题是关系于前途的关键。为达到这一战略目的，左路军一定要向右路军靠拢。但与会者也充分估计到左路军不来与右路会合的可能性。

毛泽东作会议讨论结论时再次强调：向东向西是一个关键。如果不采取积极方针，将要给敌人迫向西。所以我们应采取积极的向东的方针。左路军应向右路军靠拢，我们应坚决坚持向东打，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不应因一些困难而转移向西。

会议最后通过由毛泽东起草一个决议，作为对两河口会议通过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的补充。

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战略方针之补充决定》的主要内容是：

一、根据敌我情况，为实现两河口会议的决定，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占取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东岸地区，并依据这个地区向东进攻，以便取得陕甘之广大地区，为苏维埃运动继续发展之有力支柱与根据地。

二、开辟甘陕地区，不论目前与将来之发展上，都是有利的，而且依据我们现有的力量，是完全能够实现的。

三、为着实现这个战略决定，当前的夏洮战役是一个有决定意义的关键。因此，应力争控制洮河，首先是洮河东岸地区，粉碎敌人兰州、松潘封锁线之计划，以处于有利的机动地位，而便利于继续战胜敌人。“集结最大限度的主力于这个主要方向，坚决与果敢作战，灵活与巧妙的机动，是这个战役胜利之保证。”

四、“政治局认为在目前将我们的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宁、新僻地，是不适当的，是极不利的”。“目前采取这种方针是错误的，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这个方针之政治来源是畏惧敌人，夸大敌人力量，失去对自己力量及胜利信心的右倾机会主义。

毛儿盖会议是两河口会议、沙窝会议的继续和发展。这次会议确定的以岷州洮河为中心向东发展的行动方针，是对两河口决定的补充，对于明确红军主力发展方向，克服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危险，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