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届中央政治局于1935年9月2日在四川诺尔盖县巴西召开会议。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到会者有毛泽东、博古、王稼祥、凯丰、陈昌浩、刘少奇、李卓然、邓发、彭德怀、杨尚昆、李富春、徐向前、傅钟共14人。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提出一方面军整理的方针，可参考中央苏区时的制度，学习红四方面军的优良制度。强调红军要加强领导，仔细地建立与群众的关系，重新进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毛泽东作会议结论时指出：整理训练是为了完成战略方针、战斗任务，建立根据地，消灭敌人。会议决定，由张闻天起草给红一方面军的指示信，并责成军委总政治部监督执行。

从若尔盖县城出发，往东走过一段15公里的平坦公路，再拐进一段15公里又长又颠簸且非常狭窄和崎岖的盘山路，就到了重重山林中的巴西乡。这就是1935年9月9日红军召开巴西会议的所在地。背靠山岭、正面亦与群山遥望的会议旧址，至今只剩下几片朱红色的断壁残垣，地上满是荒草，杂草也从土墙上冒出。据旧址前的纪念碑文介绍，这原是藏传佛教寺庙，建于清康熙年间，原名班佑寺，占地近千平方米；今所存为其正殿大雄宝殿残垣。

据碑文介绍，1935年，党中央所在的红军右路军跨过草地到达若尔盖班佑、巴西一带后，等待与张国焘率领的左路军会合后北出甘南、建立川陕甘苏区。但张国焘拒不与右路军会合，并准备要挟右路军和党中央南下，形势十分危险。从1935年9月3日至9月9日，中央在此多次召开会议，研究妥善解决方法，但张国焘仍坚持己见。

“在此紧急情况下，9月9日党中央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强烈批判了张国焘的错误，决定迅速脱离危险区域，率领一、三军团继续北上。当晚，在大雄宝殿前的院坝内又召开了中央直属队和干部团的部分指战员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党中央坚持北上的路线是正确的，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作家王树增的《长征》描述了当时的危急情况。8月，张国焘甚至以命令口气要求右路军南下。9月9日当天，下令左路军南下。同时，毛泽东还看到了张国焘的一份电报，说要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封电报是一个危险信号。”书中记叙，当时彭德怀已获悉，张国焘收缴了各军团相互联络的电报密码，他向毛泽东报告，后者可能“采用阴谋手段将中央搞掉”。正是这些因素，促使毛泽东赶往巴西召开紧急会议并做出重申继续北上的决定。“这是千钧一发的关头。如有不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前赴后继所赢得的一切都将毁于一旦。”王树增在书中评述。而纪念碑也写着：“巴西会议是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一次关键会议，在中国革命史上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