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2月5日至6日，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和广东省延安精神研究会在广州联合举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和最新成果”专题研讨会。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会长王晨出席研讨会并作主旨讲话。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建文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龚维斌代表校（院）委会对研讨会的召开表示祝贺。14位专家学者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中华魂》网现予刊发。——编者

明确提出“两个结合”的命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大创新，也是中国共产党100多年不懈探索的必然结果。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同时，也在实际上努力探索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两个结合”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就，其宝贵经验值得我们深入发掘、认真研究、大力弘扬。

本文主要梳理一下延安时期我们党探索和推进“两个结合”的主要节点和事件。不是纯理论分析，而是讲一些历史事实，供大家研究参考。

一、长征胜利是“两个结合”的伟大成果

延安时期探索和推进“两个结合”的历程从哪里开始？我认为，应该从长征胜利算起。

1934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1935年10月到达陕北。1936年10月，以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地区会师为标志，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期间的1935年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为什么要开遵义会议？一个直接的原因，是解决红军的进军方向和由此引出的军事战略和军事指挥问题。无论是五次反“围剿”，还是红军长征，党内斗争的焦点，从思想路线来说，根本上在于是不是坚持实事求是。遵义会议的成功，首先是实事求是的成功。

遵义会议为什么能够召开？一个特殊的原因，是长征出发的前一天，上海的党组织被国民党破获，因而设在上海负责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大功率电台被破坏了。这意味着，从长征出发，我们就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完全独立自主地就党自己的重大政治、军事问题作出决策的会议，既实现了一次历史性转折，又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一次历史性跨越。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的历史转折，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实现的？其实并没有采用什么特别的手段，而是通过党中央先后召开的一系列会议而实现的。遵义会议实际上是一个系列会议。前有通道会议、黎平会议，后有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再往后，还有会理会议、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俄界会议、榜罗镇会议、吴起镇会议、瓦窑堡会议。党和红军的很多重大问题，基本上都是通过开会来决定的。每个人都可以发表意见，通过讨论乃至争论，最后取得一致，作出决定。如果一次会议解决不了，就继续开会。通过召开会议作出科学决策，这是党内民主的一种重要形式。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也能够接受会议的决定，而不是坚持自己的错误领导。

所以，遵义会议最主要的经验是实事求是、独立自主、党内民主三个方面。遵义会议的转折和长征的胜利，实际上都是“两个结合”的成果，也是“两个结合”的转折点。其中包括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遵义会议上，凯丰说毛泽东就是读过一点孙子兵法，对孙子兵法颇不以为然。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恰恰就是巧妙地运用了中国古代的孙子兵法。

遵义会议保证了长征的胜利。长征精神中的“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两个结合”的初步体现。毛泽东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延安时期的“两个结合”，也由长征胜利而开始。

二、“两点一存”蕴含的“两个结合”思想

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延安时期的13年也就从此开始。

红军落脚的西北根据地，被习近平总书记称为“两点一存”。由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发展形成的西北根据地，是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全国硕果仅存的完整革命根据地，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长征提供了落脚点，为随后八路军主力奔赴抗日前线提供了出发点。

2009年9月，我们与甘肃方面在庆阳组织召开“陕甘边根据地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2013年9月，又与陕西方面在照金召开“陕甘边革命根据地与照金苏区”学术研讨会。根据我们的研究，陕甘边根据地有五条重要的历史经验：

第一，坚持从实际出发，采用最适当的斗争形式和战略策略，反对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我们党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道路。这个道路，在不同的地区也有不同的特点。陕甘边根据地的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马文瑞等同志，既学毛泽东，走井冈山道路，又采取了有所不同的具体形式。如组织开展了好多次兵变；用“狡兔三窟”的思想对根据地加以布局。总的是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所以能在南方遇到失败的时候还能在西北站住脚跟。

第二，坚持以大局为重，加强团结合作，妥善处理党内的不同意见乃至分歧。这方面，有经验，也有教训。当年曾经有一段，党内“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错误也影响到陕甘边根据地。但陕甘边根据地的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坚持以革命大局为重，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忍辱负重，坚持革命斗争，维护了党和革命队伍的团结。

第三，坚持统一战线的法宝，努力赢得人心，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当时南方的很多根据地，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严重忽视了统一战线问题，对不同的社会阶层和一些上层人士，没有很好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陕甘边根据地却尽可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处理好与地方实力派的关系。陕甘边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与统一战线联系在一起的。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经验。

第四，坚持革命为民、执政为民，始终保持党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陕甘边的各级干部，有一种良好的作风，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美国友人李敦白回忆说，他当年在陕甘边，跟习仲勋在一块，走到哪儿老百姓都会亲热地喊“仲勋啊”，亲密无间。习仲勋也很熟悉这些老百姓家中的情况。李敦白对这种密切程度留下了深刻印象。

在陕甘边和陕北根据地基础上形成的西北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边区，作为党中央13年的驻在地，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延安时期的“两个结合”，从时间和空间上，都是以长征到达西北根据地为起点的。

三、瓦窑堡会议开始的政策变化

1935年12月17日—25日，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作关于政治形势和策略问题的报告，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会议分析讨论了华北事变后的国内政治形势和党的策略路线、军事战略，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方针，并相应地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后，毛泽东作报告，系统阐述这一方针。

毛泽东在主题发言中分析了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明确提出民族资产阶级在亡国灭种的关头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连大资产阶级营垒也有分化的可能。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围绕民族资产阶级有没有可能抗日的问题，会议出现不同意见。据列席会议的郭洪涛回忆说：“会上发生了争论。开头毛泽东同志讲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接着博古发言，不同意毛泽东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分析。他引用斯大林的话，说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第二天毛泽东同志又发言，反驳博古同志。我至今还记得毛泽东说了这样的话：难道这样做（指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先不孝吗？会议最后，张闻天作总结，肯定了毛泽东同志的意见。”

瓦窑堡会议表明党中央克服了长征前一段时期内“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指导思想，不失时机地制订了抗日民族统战线的政策，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它也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中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已经能够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把共产国际七大提出的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创造性地运用来指导中国的革命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进一步加强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开展争取同盟者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等以传递信件等方式，同张学良建立了联系。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与周恩来、彭德怀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为红军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1936年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开展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4月9日，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东北军驻地肤施，同张学良举行秘密会谈。6月20日，中共中央制定了《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的党内文件，其中的方针与以前“左”倾错误的方针明显不同。

从1936年上半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之间，实际上停止了敌对状态，形成了“三位一体”的联盟。这是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在西北地区首先取得的一个胜利。到1936年西安事变前，西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这对国内政治局势产生很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西安事变发生后，《真理报》、《消息报》连续发表社论和评论，谴责张学良，并声明这次事变与苏联无关。但中共中央肯定，这次事变是革命性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并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前往西安。经过努力，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使之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四、国共代表共祭黄帝陵

黄帝是华夏民族的人文始祖。黄帝陵，位于陕西省中部县（今黄陵县）城西北一公里的桥山之巅。千百年来，祭祀活动经久不绝。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将祭祀黄帝正式列为国家大典。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4月5日，国共两党首次共派代表前往陕西省中部县，共祭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

上午10时，中国国民党特派委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特派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中国共产党、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的特派代表林祖涵（林伯渠），各自携带祭文，同步来到桥山，列队鸣炮致祭，并各自宣读本党的祭文。

中国共产党的祭文是：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4月5日，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磋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硫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泱泱大国，让其沦胥。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山河，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

林伯渠的祭文是由毛泽东撰写的。此前的3月29日，毛泽东在给范长江的信中，还附上了同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谈话记录搞和祭黄帝陵文，请他在可能时予以发布。

抗日战争期间的1937年清明节和1938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同祭黄帝陵两次。祭黄帝陵，既是出于当时争取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需要，也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民族和祖先的态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态度。

五、六届六中全会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王明1937年11月回到延安。12月9日至14日，中共中央为听取共产国际的指示和总结党的工作，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会议。王明作题为《如何继续全国抗战与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并声称他的报告传达的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

1938年3月，中共中央派任弼时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情况。6月1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讨论通过《关于中共代表报告的决议案》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决定》。8月初，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离开莫斯科前，季米特洛夫接见了王稼祥。

1938年9月14日至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自党的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在政治局会议和六届六中全会上，王稼祥传达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特洛夫的口信，主要内容是：“中共一年来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共在复杂的环境及困难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在领导机关中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解决，领导机关中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对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全会通过《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全会确定了党在抗日战争战略相持阶段的基本方针和任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号召全体党员加强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华民族的历史，研究抗日战争的现状和趋势。

毛泽东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和会议结论。在其中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毛泽东强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并加速我们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工作。”

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

毛泽东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他说：“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使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的表述。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张闻天在其报告提纲《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与党的组织问题》中，明确使用了“使马列主义中国化”的表述，提出“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张闻天还指出：“共产党是中华民族中优秀分子的党，它继承着中华民族革命的传统，负担着解放民族与人民的历史使命”

全会通过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还指出“应当肃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凶恶敌人——思想上的及工作中的公式主义、教条主义与机械主义。”

六、加强对马列主义和中国国情的研究

遵义会议主要解决了最为紧迫的军事路线问题。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首先开始思想路线的清理。

1937年7月—8月，毛泽东为在红军大学（后为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讲哲学课而撰写《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讲授提纲共三章十六节。第一章“唯心论与唯物论”。第二章“辩证法唯物论”。第三章“唯物辩证法”，原计划写三节，分述辩证法的三个根本法则。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只写了第一节，后面两节没有写。写成的内容中，有两节后来分别以《实践论》《矛盾论》为名，收入《毛泽东选集》。

《实践论》和《矛盾论》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唯物辩证法，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揭露和批判了“左”右倾错误，特别是“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规定了正确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此后，毛泽东还先后撰写了《战争和战略问题》（1938年11月）、《〈共产党人〉发刊词》（1939年10月）、《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1939年12月）、《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改造我们的学习》（1941年5月）、《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等一系列重要著作，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军事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思想、文化思想，以及独具特色的建党思想，构成了毛泽东思想的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依据毛泽东的指示，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毛泽东曾亲临指导，作了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毛泽东首先讲了为什么把马列学院改组为研究院。他说：现在我们的学风还有些不大正的地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必须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能将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你们研究员，一定要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的方针，确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方法和研究作风，这样你们的研究工作才会取得成功。接着，毛泽东着重讲了实事求是的问题。他说：现在中央集中这么多干部办研究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敌、友、我三方面的经济、财政、政治、军事、文化、党务各方面的动态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工作，然后引出应有的和必要的结论。这是毛泽东向马列研究院提出的任务，也是向全党提出的任务。

1941年，毛泽东同志对“实事求是”作了全新的解释。1942年，为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成为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最集中的中国化表述。邓小平同志强调：我们党的好传统、好作风，总的来说，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实事求是的作风。

基于实事求是的要求，党中央组织开展对国情的调查研究。

1941年3、4月间，毛泽东在延安为《农村调查》一书撰写的序言中，再次重申了曾经被讥为“狭隘经验论”的著名观点——“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强调“向社会作调查”，是“了解情况的唯一的方法”。他向全党同志介绍了自己开展调查研究的心得，重申出版《农村调查》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一个如何了解下层情况的方法，而不是要同志们去记那些具体材料及其结论”。

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毛泽东发出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号召，要求确立以马列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的教育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列主义的方法。

同年7月7日，中共中央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提出“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要求“向各级在职干部与训练干部的学院，进行关于了解各地情况（敌我友三方）的教育”，“使这种了解情况、注意政策的风气与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好风气密切联系起来。”。同时，中央还作出了《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在中央下设中央调查研究局，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

为给全党树立一个调查研究的榜样，把全党的调查研究工作真正发动起来。8月26日，毛泽东为高克林撰写的调查报告——《鲁忠才长征记》写了一篇按语。指出：“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后写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9月14日，《解放日报》刊登了高克林所写的这篇调查报告和毛泽东所写的按语，在延安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毛泽东的倡导和中共中央《决定》的推动下，从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延安各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先后派出考察团、调查团，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9月13日，毛泽东向即将出发的“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重要讲话。他讲了两个问题：一、情况是逐渐了解的，认识世界需要不断的努力。他强调事物是运动、变化着的，因此，我们的调查，也是长期的。二、具体方法。一方面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另一方面进行分析和综合。毛泽东认为，调查研究，要抓住最主要的东西，如果你调查的东西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东西却没有抓住，那么，你仍然没有发言权。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各考察团，调查团都结合各自考察的目的和被考察地的不同情况，开展了为期几个月，有的甚至是一年多的调查，撰写了一大批调查报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妇女生活调查团撰写的《沙滩坪调查》、《沙滩坪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撰写的《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林泊渠撰写的《农村十日》等。

1942年1月26日至1943年3月3日，张闻天率领一些同志，深入陕北和晋西北的基层和群众，进行了一年多时间的调查研究，整理出多份调查研究报告，如《陕甘宁边区神府县直属乡八个自然村的调查》、《碧村调查》、《兴县十个自然村的土地问题研究》。1943年3月27日，发表《出发归来记》一文，论述了调查研究应当采取的态度和进行调查研究的基本方法，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

通过一年多的实践活动，张闻天认为：“马列主义者均得承认‘实践是真理的标准’这一普遍的真理。这就是说，我们的一切意见、决议、办法是否正确，必须在实践中找到证明。”“是否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和假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区别。”

为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马列研究院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全院共设9个研究室，分别为中国政治研究室，中国经济研究室，中国文化思想研究室，中国教育研究室，中国文艺研究室，中国新闻研究室，中国历史研究室，国际问题研究室，俄文研究室。

各研究室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精神，有计划地进行研究工作。经过全院人员的共同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研究出一批可喜的科研成果。比如历史研究室主要任务是编写党中央、毛泽东提出的《中国通史》。文化思想研究室重点是研究“五四”运动以来的文化思想、各种哲学流派和国民党主要人物的哲学思想。延安整风运动中出版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一书，就是在毛泽东整顿三风的号召下，由文化思想研究室同中国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教育研究室是调查研究中国的三个地区（我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和敌占区）抗战以来的一般教育状况，包括教育思潮、教育政策、制度、方针和实践等问题。

陕甘宁边区等根据地还先后开办了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陕北公学、青年干部训练班、鲁迅艺术学院、马列学院、中共中央党校、职工学校、中国女子大学、卫生学校等，为人民军队和根据地建设培养大批骨干力量。各抗日根据地克服困难，因陋就简，办起大批中、小学，以及夜校、冬学、识字班（组）、读报组等，提高群众文化水平。《新中华报》《解放日报》《解放》周刊和《共产党人》等报刊广泛发行。

陕北公学于1937年8月成立。1939年后的陕公，举办大学部，学习期限定为一年。课程有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史、哲学、马列主义，以及专题讲座三民主义研究、世界政治、战区政治工作、游击战争等。

七、形成新民主主义的理论和纲领

1921年中共一大通过的纲领明确宣告：“1.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2.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3.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4.联合第三国际。”

这些内容，明显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苏俄的主张写的，我们通常都说，中共一大举起了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共产主义的旗帜。但仔细推敲可以发现，纲领中的某些要求与当时中国的国情是有差距的。比如，直到1940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中，还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我们的任务只是节制资本。由此，如果在20世纪20年代初就要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显然是不实际的。

早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激情，但是，还没有深刻认识到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特殊性。他们的眼光，充满憧憬地瞭望着远方的苏俄，没有实实在在地脚踏在中国的大地。

所以，到1922年，根据共产国际二大精神和中国国情，在上海举行的中共二大，把制定民主革命的纲领作为核心任务，明确提出了以打倒军阀、打倒列强为主要内容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实际上区分了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从一大确定直接搞社会主义革命，到二大确定首先进行民主革命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这是党的纲领的重要变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一次从书上到地上的转变，是从中国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尝试，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初尝试。党的二大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

随后，党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中国国情的认识。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在这之前，他还写了《(共产党人)发刊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重要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性质、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规律，系统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

这一理论指出，以1919年的五四运动为标志，中国革命划分为两种革命。五四运动之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由资产阶级领导。五四运动之后，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无产阶级领导，即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分为两步：第一步，先进行民主主义革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使之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两者要衔接起来。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质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反帝反封建，解决的是中国社会的两大矛盾，即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近代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中介和桥梁。

新民主主义理论规定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总结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是三个战胜敌人的主要法宝，进一步阐明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革命道路。

这些认识和主张表明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路线和相应的一整套具体政策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体系，标志着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1945年的七大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在24年中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制定了建立新中国的正确的纲领和策略。大会指出，新中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是旧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但也不可能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新中国应该是一个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统一战线的各革命阶级民主联盟的国家，即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大会并对新民主主义国家应该实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纲领作了详尽的说明。

八、制定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1940年1月4日至12日，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全边区各文化团体、各学校、机关、各俱乐部的团体代表，有在边区工作全国知名的艺术家、理论家、自然科学家、医学家、教育家以及其他文化部门的个人代表，中共中央领导人及边区党政军各方面的负责人六七百人。

会上，王明作《关于文化界统一战线的问题报告》；洛甫（张闻天）作《关于文化政策的报告》；艾思奇作《抗战以来边区的文化运动报告》，周扬作《两年来边区国民教育工作报告》；吴玉章作《关于新文字问题的报告》；罗迈作《抗战中两种不同的教育政策报告》；1月9日，毛泽东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重要报告。该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和系统阐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成果。

新民主主义理论和纲领包含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理论和纲领。在报告中，毛泽东指出：“我们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一句话，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

毛泽东指出：“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

毛泽东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的，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对于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主要地不是要引导他们向后看，而是要引导他们向前看。”

归结起来，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所谓民族的文化，是指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带来中华民族的特性。所谓科学的文化，是指它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相统一。所谓大众的文化，是指它应当为占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劳苦大众服务，这种大众的文化，也是民主的文化。

1942年5月2日、16日、23日，在延安举行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中共中央有关负责人、各文艺团体负责人及文学艺术工作者共百余人参加。5月2日，毛泽东作“引言”，提出要解决5个问题，即文艺工作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以此当作引子，希望大家在这些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上发表意见。5月23日，毛泽东作“结论”。这两个讲话构成了后来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文。

在讲话中，毛泽东深刻地阐明了革命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方向和文艺工作者深入工农兵、密切联系实际、学习马克思主义和改造世界观的重要性，回答了现代文艺运动中许多有争论的问题。

九、延安整风全面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错误

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张闻天建议将“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作为高级党校教育的四门课程之一。1940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明确规定党的历史是干部学习的重要内容。

在学习中，进一步触及到对党在六大以来的历史怎么看的问题、三次“左”倾错误是不是路线错误的问题。因此，在毛泽东领导下，开始了对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历史的系统研究。从1940年夏开始，经中央同意，毛泽东着手《六大以来》的编辑工作。

1941年初，中共中央首先组织和领导党的高级干部120余人在延安学习马列主义的有关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正式提出反对主观主义的任务，号召全党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作风，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9月10日～10月2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政治路线，毛泽东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讲话。博古、张闻天等人均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但王明拒绝检查，声称要到共产国际去告状，此后就一致称病不再参加中央会议。会议决定在高级干部中开展整风。

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主要任务是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经验，以克服主观主义和形式主义等错误思想。同时决定成立各地高级学习组，组织高级干部学习。这一段，通常称为延安整风的思想准备阶段。

1942年2月，毛泽东连续发表《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两篇演说，标志着全党普遍整风的开始。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同时军委总政治部也发出全军进行整风学习的指示，从此整风运动在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展开。

从1942年2月开始至1945年春季结束，全党的普遍整风共计3年多时间。一般分为三个阶段。一是思想动员阶段。从1942年2月至4月。二是整顿三风阶段。从1942年4月至1943年9月。三是总结经验阶段。1943年10月至1945年4月。

延安整风的主要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反对主观主义，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党的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左”、右倾错误，从思想根源来说，都是主观主义。主观主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要克服主观主义，就必须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掌握一切从实际情况出发、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方法。整风运动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着重于提高思想认识，而不是对犯错误者进行组织处理。通过认真阅读整风文件，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以及自己所在地区或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方法，使全党提高了思想认识，明确了努力方向。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运动，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第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全党端正了思想政治路线，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苏联经验和共产国际指示神圣化的思想枷锁。它为全党树立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伟大创举，是加强党的思想教育的良好形式。延安整风为全党的团结和统一，提高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为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顺利召开作了重要准备，为夺取抗战胜利和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它所积累的经验对党的建设具有重大和深远的意义。

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延安时期在解决对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同时，也非常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非常熟悉，在其著作中经常巧妙地运用历史典故，用以说明现实的主张和观点。例如，1937年8月，在《矛盾论》一文中，毛泽东举例说，孙子论军事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他说的是作战的双方。唐朝人魏徵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也懂得片面性不对。《水浒传》上宋江三打祝家庄，两次都因情况不明，方法不对，打了败仗。后来改变方法，从调查情形入手，于是熟悉了盘陀路，拆散了李家庄、扈家庄和祝家庄的联盟，并且布置了藏在敌人营盘里的伏兵，用了和外国故事中所说木马计相像的方法，第三次就打了胜仗。《水浒传》上有很多唯物辩证法的事例，这个三打祝家庄，算是最好的一个。

1938年1月28日，为纪念淞沪抗战6周年，延安文艺界从抗大、陕北公学等单位集中六七十位艺术人才，排练演出话剧《血祭上海》。毛泽东看了演出后说：戏演得好，这些人不要散了。最初打算办一个戏剧训练班，后来办了一个艺术学校，取名鲁迅艺术学院。4月10日，毛泽东出席由他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的成立大会。5月12日，毛泽东到鲁艺发表了讲话。

1939年12月，毛泽东和其他几个在延安的同志合作写作一个课本。其中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其他几个同志起草，经过毛泽东修改。第二章《中国革命》由毛泽东自己写的。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两章合称《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在该文第一章第一节中，毛泽东回溯了中华民族的历史，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很早的时候，中国就有了指南针的发明⑵。还在一千八百年前，已经发明了造纸法⑶。在一千三百年前，已经发明了刻版印刷⑷。在八百年前，更发明了活字印刷⑸。火药的应用⑹，也在欧洲人之前。所以，中国是世界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中国已有了将近四千年的有文字可考的历史。”“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1月18日深夜，周恩来怀着极其愤慨和沉痛的心情为皖南事变死难烈士题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的挽词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挽诗，并去《新华日报》报馆将他的题词手迹制版登在被国民党抽去的稿件位置上，加快印刷，组织发行力量，抢在次日各大报发出之前，送到广大读者手中。第二天清晨，周恩来的题词手迹出现在山城的大街小巷的阅报墙上，报纸的销量从平时的1000份猛增到5000份。周恩来题词巧妙和贴切地应用了曹植七步诗的典故，振聋发聩地揭露了国民党制造皖南事变给中华民族带来的伤害，震撼了山城和中国，在政治上给蒋介石一个沉重的打击。

2月2日，毛泽东在杨家岭住地同2月1日离开重庆本日到达延安的叶剑英，进行长时间的谈话。叶剑英谈话中介绍了1月18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周恩来题词的经过。毛泽东听完叶剑英的汇报，见到周恩来的题词后感慨万分。当晚，毛泽东即电周恩来，其中说道：“报纸题字亦看到，为之神往。”

1943年5月，共产国际准备解散，通知各国共产党征求意见。中共中央随即作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表示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曾经得到共产国际的许多帮助，但“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

决定中说了一段富有深意的话。这段话估计绝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有看到过，所以我全段引用在此：

“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中国共产党近年来所进行的反主观主义、反宗派主义、反党八股的整风运动就是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

这段话中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的问题，并明确宣布：“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民族一切文化、思想、道德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者，把这一切优秀传统看成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东西，而且将继续加以发扬光大。”

即使过去了80年，今天看到和读起这段话，我们仍然感到那样的熟悉、亲切和发人深省，仿佛就像今天说的一样。

在七大的结论中，毛泽东说到一件事：“我曾经同国民党的联络参谋讲过，我们的原则是三条：第一条不打第一枪，《老子》上讲"不为天下先"，我们不先发制人，而是后发制人。第二条"退避三舍"，一舍三十里，三舍九十里，这是《左传》上讲晋文公在晋楚城濮之战中的事，我们也要采取这样的政策。第三条礼尚往来，这是《礼记》上讲的，礼是讲究往来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往而不来亦非礼也"，你来到我这里，我不到你那里去，就没有礼节，所以我们也要到你们那里去。我叫国民党的联络参谋把这三条告诉胡宗南，希望他们也采取"不为天下先"，"退避三舍"，"礼尚往来"的政策，这样就打不起来。他们不喜欢马克思主义，我们说：这是老子主义，是晋文公主义，是孔夫子主义。”

1945年，七大结束时，毛泽东发表闭幕词。其中讲到：中国古代有个寓言，叫做“愚公移山”。说的是古代有一位老人，住在华北，名叫北山愚公。他的家门南面有两座大山挡住他家的出路，一座叫做太行山，一座叫做王屋山。愚公下决心率领他的儿子们要用锄头挖去这两座大山。有个老头子名叫智叟的看了发笑，说是你们这样干未免太愚蠢了，你们父子数人要挖掉这样两座大山是完全不可能的。愚公回答说：我死了以后有我的儿子，儿子死了，又有孙子，子子孙孙是没有穷尽的。这两座山虽然很高，却是不会再增高了，挖一点就会少一点，为什么挖不平呢？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

然后，毛泽东发挥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这篇闭幕词会后经整理修改后，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成为毛泽东思想的经典之作。

十一、六届七中全会和第一个《历史决议》

从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七中全会，历时近1年，创造了中央全会时间最长的记录。

1941年年初，中共中央组织高级干部120余人在延安学习马列主义著作和党的历史文件。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讨论党的历史上、特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路线问题，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王明、博古等人领导的党中央所犯的“左”倾错误是“路线错误”。

1941年9月，由毛泽东亲自动手，起草了《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领导路线问题结论草案》，这是为了七大而起草的。因为七大延期召开，这个草案没有公开发表，但为毛泽东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提供了一个可以继续深入思考的基础；也为后来给七大起草历史问题决议，提供了一个大的思路和重要的参考材料。

1941年10月13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决定组织清算过去历史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样、任弼时、康生、彭真五人组成，以毛泽东为首，委托王稼祥起草文件，文件名称为《关于四中全会以来中央委员会领导路线的结论》（草案）。

从1943年9月起，党的高级干部转入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讨论和总结党的历史经验，批判王明的错误路线及其影响。整风运动进入总结提高的阶段。

1944年重新开始决议的起草工作。起草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任弼时主持和召集，刘少奇、康生、周恩来、张闻天、彭真、高岗、博古参加的党的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负责。

毛泽东1941年写的历史问题草案，作为历史决议的最初蓝本。毛泽东确定了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决议》的起草数易其稿，毛泽东多次修改，1944年3月至5月，毛泽东作了两个有关中共党史的报告。一个是《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另一个是《学习和时局》。这两个报告不仅为后来《决议》的起草提供了原则性指导，而且报告中的一些结论也为《决议》所吸收。

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传达中央政治局关于研究党的历史经验应取何种态度等几个重要问题的结论。他强调指出：“中央认为应使干部对于党内历史问题在思想上完全弄清楚，同时对于历史上犯过错误的同志在作结论时应取宽大的方针，以便一方面，彻底了解我党历史经验，避免重犯错误；又一方面，能够团结一切同志，共同工作。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是完全应该的。但其方法有缺点：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以致后来又可能重犯同类性质的错误；另一方面，太看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

1944年5月21日，六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选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同志组成主席团，毛泽东为主席团主席，并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党的日常工作，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

六届七中全会共召开全体会议8次，主席团会议若干次。全会的主要内容和成果是，先后通过了准备向七大作的政治报告、军事报告和提交七大讨论的党章草案，基本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六届七中全会最重大的议题之一，是讨论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在1944年5月21日的第一次会议上，任弼时通报了毛泽东代表政治局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项意见并形成的决议。

经过深入讨论和反复修改，全会于1945年4月20日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总结了建党以来的历史经验，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着重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肯定了刘少奇在白区工作的正确路线；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明确指出对犯错误的同志应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对于1937年以后抗日战争时期党内的若干历史问题，全会认为“因为抗日阶段尚未结束，留待将来做结论是适当的”。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决议。其主要内容是：

1、科学总结了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基本经验教训，对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结论；

2、全面详尽地阐述了历次“左”倾错误产生的历史背景、内容及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发展过程和造成的严重危害，着重批判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为代表的“左”倾领导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和思想上的错误，并着重分析了产生错误的社会根源，强调克服党内小资产阶级思想的重要性；

3、高度评价毛泽东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在全党确立毛泽东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

4、系统地总结出合乎中国民主革命实际的一整套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

5、《决议》在总结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经验时，强调要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的方针。《决议》指出：全党今后的任务，就是弄清思想、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加强团结，“团结全党同志如同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同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为着获得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中国人民的完全解放而奋斗。”《决议》在批评一些同志犯过的错误时，首先申明他们作的哪些工作是正确的，同时肯定他们绝大多数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决议》的讨论和通过，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整风运动经验，统一了全党思想，为七大的召开做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

在七大上，代表们对《决议》进行了一定的讨论。七大之后的一中全会开了两次会议。第一次会议后，中央任命任弼时再次负责组织对《决议》的修改。这次修改进一步加重了对毛泽东在革命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并增列了刘少奇对革命工作的贡献。比如，将第一部分原来写的“党在二十五年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条同一切错误的路线和思想相区别的正确的路线和思想——毛泽东路线与毛泽东思想”，改为“党在奋斗的过程中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毛泽东思想体系”，并增写了一大段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同时，这次修改明确写道：“刘少奇同志在白区工作中的策略思想，同样是一个模范”，并对刘少奇的策略思想进行了分析。

8月9日，中共七届一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办公厅饭厅举行第二次会议，会上一致通过了历史决议案与党章。会后，《决议》正式成为党内文件并被印行。这也就是说，后来作为党的正式文件的《决议》虽然写着“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七次全体会议通过”，但实际上是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第二次会议最终表决的，六届七中全会只是“基本通过”。

十二、七大对“两个结合”的系统阐述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全国121万名党员。大会上，毛泽东致开幕词，提交《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并作口头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发言。大会制定了党的政治路线，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总结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的经验，概括了党的三大优良作风。

在中共七大的开幕式上，在毛泽东致开幕词之后，朱德总司令第一个发言。他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了。”紧跟着第二句就是：“这次开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在我们自己修的房子里开会。过去是租人家的房子秘密开会。”

这句朴实的话意味深长。确实，从中共一大到六大，除了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之外，基本上都可以算是在租的房子里开的。中共六大更是别人的房子。而中共七大，则是第一次在自己的房子里开会了。

房子背后，是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独立自主的进程。

与以往党代会特别是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时完全不同，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完全独立自主举行的一次大会。大会的文件也不再由共产国际提供指导、帮助，甚至全部包办。为此，中国共产党发挥了集体的力量。毛泽东特别强调报告的起草要集思广益。他不赞成那种一个人负责一个文件起草的意见，而主张大会的重要报告都由集体起草、讨论，由一位主持人负责。

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期间的讲话和报告有10次。这些报告和讲话有的经收入了《毛泽东选集》，如《论联合政府》《愚公移山》等，也有的长期没有公开发表。1995年，为纪念中共七大召开50周年，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了《毛泽东在七大的报告和讲话集》，发表了毛泽东在七大的许多长期没有公开发表的报告和讲话，为我们学习和研究七大提供了很多宝贵的资料。这些报告，气势宏大，思想深邃，内容丰富，语言精湛。

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说道：“我们共产党人从来不隐瞒自己的政治主张。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这是确定的和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党的名称和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但是，一切中国共产党人，一切中国共产主义的同情者，必须为着现阶段的目标而奋斗，为着反对民族压迫和封建压迫，为着使中国人民脱离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命运，和建立一个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解放为主要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亦即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性质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中国而奋斗。”

“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实践斗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在它同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时候，就成为中国人民百战百胜的武器。”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对于外国文化，排外主义的方针是错误的，应当尽量吸收进步的外国文化，以为发展中国新文化的借镜；盲目搬用的方针也是错误的，应当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批判地吸收外国文化。苏联所创造的新文化，应当成为我们建设人民文化的范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同样，既不是一概排斥，也不是盲目搬用，而是批判地接收它，以利于推进中国的新文化。”

《论联合政府》书面报告编入《毛泽东选集》第3卷时，经毛泽东本人作了修订，删除了一些段落。如：“为着发展工业，需要大批资本。从什么地方来呢？不外两方面：主要地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积累资本，同时借助于外援。在服从中国法令，有益中国经济的条件之下，外国投资是我们所欢迎、对于中国人民与外国人民都有利的事业，是中国在得到一个巩固的国内和平与国际和平，得到一个彻底的政治改革与土地改革之后，能够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与近代化的农业。在这个基础上，外国投资的容量将是非常广大的。一个政治上倒退与经济上贫困的中国，则不但对于中国人民非常不利，对于外国人民也是不利的。”这种删除，被实践证明是非常可惜的。

在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毛泽东解释说：“报告中讲共产主义的地方，我删去过一次又恢复了，不说不好。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所以报告中索性强调一下共产主义的无限美妙。农民是喜欢共产的，共产就是民主。报告中对共产主义提过一下以后，仍着重说明民主革命，指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这就将我们同民粹主义区别开来，民粹主义在中国与我们党内的影响是很广大的。这个报告与《新民主主义论》不同的，是确定了需要资本主义的广大发展，又以反专制主义为第一。”

《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其实并没有在大会上宣读。胡乔木回忆说：“4月24日，由毛主席向大会作政治报告。他写了一个书面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发给大会代表，每人一册。”

这篇口头报告，不仅思想内容高瞻远瞩，而且完全是用口语讲话，非常风趣、幽默，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书面报告的内容大家已经知道很多了，我这里摘录几段口头报告中的精彩论述：

说到农民问题时，毛泽东说：“我们马克思主义的书读得很多，但是要注意，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

说到政策问题，毛泽东讲了11条。最要紧的有两条。一条是继续解释发展资本主义的问题。毛泽东说，“新民主主义就是我们的总纲”，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就包括“要广泛地发展资本主义”。“对于这个问题，在我们党内有些人相当长的时间里搞不清楚，存在一种民粹派的思想”。“我们不要怕发展资本主义。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还有一个时期让资本主义作为部分经济而存在，而且还是很大的一部分，差不多占整个社会经济的百分之五十。”。“我们的同志对消灭资本主义急得很”，“我们的同志在这方面是太急了”。

另一条是准备转变问题，即由游击战转变到正规战，由乡村转变到城市。毛泽东说，我们要有这个准备，“像北平、天津这样大的三五个中心城市，我们八路军就要到那里去，一定要在那里开八大，有人说这是机会主义：恰恰相反，八大如果还在延安开，那就近乎机会主义了。”

讲到个性与共性问题。因为有人说共产党要消灭个性，只要党性。毛泽东从哲学方法的角度批驳了这种观点，指出：党员是有种种不同的差别的，抹煞各种不同的差别是不行的。抹煞差别性就没有统一性。党性就是共同性、普遍性，个性就是不同性、差别性。没有一个普遍性不建立在差别性的基础上。

5月31日，毛泽东在向大会作政治报告讨论的总结报告时，对党性与个性问题作了进一步发挥，说：这是普遍性与差别性、集体与个人的关系问题。我们党不仅承认个性、独立性、人格、自由，而且在党领导的解放区内还大大地发展了这些。《共产党宣言》讲，“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不能设想，每个人不能发展，而社会有发展；每个党员没有个性，而我们党有党性。不能把党员变成纸糊的人，没有一点个性、独立性。只要服从党纲、党章、决议案，在这个大框子里尽量使大家能发挥能力，发展各人的长处。毛泽东还说，个性有两种，有创造性的个性，有破坏性的个性。创造性的个性和党性完全不矛盾，是统一的。破坏性的个性与党性不一致，如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我们要创造性的个性，不要破坏性的个性。

毛泽东提出“讲真话”问题，“要讲真话”，就是“不偷、不装、不吹。偷就是偷东西，装就是装样子，‘猪鼻子里插葱——装象’，吹就是吹牛皮。讲真话，每个普通的人都应该如此，每个共产党人更应该如此”。

在讲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时，毛泽东说道：“我们历史上的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种，有香的马克思主义，有臭的马克思主义，有活的马克思主义，有死的马克思主义，把这些马克思主义堆在一起就多得很。我们所要的是香的马克思主义，不是臭的马克思主义；是活的马克思主义，不是死的马克思主义。”

“香”“臭”马克思主义由此而来。当然，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本身并无所谓香臭问题。毛泽东在这里是用生动鲜活的语言，说明那种脱离中国实际，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来对待，并且对本人乱扣帽子的做法，实际上把活的、香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了死的、臭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并不是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还以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为例说：“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

毛泽东用这种方式指出了对马克思主义应有的态度。而这种语言，则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从前有人讲山上无马克思主义，现在我们把这个‘无’字改一下，叫做山上有马克思主义。如果山上没有马克思主义，那我们七大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了，因为七大是在清凉山开的。”

毛泽东说：“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对具体的问题作具体的分析，这是列宁讲的，我们恰恰缺乏这一点。所以，要提倡多想，这样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

“教条主义是哪里来的？是不是从马、恩、列、斯那里来的？不是的。他们经常在著作里提醒我们，说他们的学说是行动的指南，是武器，不是教条。人家讲的不是教条，我们读后变成了教条，这是因为我们没有读通，不会读，我们能责备他们吗？”

毛泽东还说到翻译问题：“作翻译工作的同志很重要，不要认为翻译工作不好。我们现在需要大翻译家。我是一个土包子，要懂一点国外的事还是要靠翻译。我们党内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很少，凡能直接看外国书的人，首先要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翻译苏联先进的东西和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东西。还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但带有进步意义的，还有一些民主主义者的东西，我们都要翻译。”

在讲到与群众关系时，毛泽东举了一个例子。“那年边区政府开会时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打死了，有人就说，唉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我调查了一番，其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征公粮太多，有些老百姓不高兴。”“要不要反省一下研究研究政策呢？要！”初到延安，“延安人民对我们是什么态度？我说就是‘敬鬼神而远之’。”但去年，“老百姓也组织了秧歌队”，“我说从此天下太平矣！”

在讲到批评和自我批评时，毛泽东说：“领导同志，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开工厂就得有原料”，“事实上原料并不要花什么钱，只要贴上‘欢迎’两个字，各种原料就源源而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要让它发表，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老话，但很有意义”。

十三、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确立

中共七大一个重大历史性贡献，是将毛泽东思想写在了党的旗帜上，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

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先后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提出了党在民族民主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基本路线。这些著作，可以看作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萌芽。

土地革命战争前中期，毛泽东发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阐明了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三位一体的“工农武装割据”理论，提出了中国革命道路。这是毛泽东思想初步形成的重要标志。1930年5月，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阐述了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观点，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已具雏形。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发表《实践论》《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改造我们的学习》《论联合政府》等一系列著作，阐明了党的思想路线、领导方法、工作方法的哲学基础，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军事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以及独具特色的建党思想。毛泽东思想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构成了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

20世纪40年代前期的延安整风，使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在全党占据了主导地位，毛泽东思想的概念也呼之欲出。

1941年3月，党的理论工作者张如心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提法。同年6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指示：要宣传“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发展了马列主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各项学说和主张”。

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明确提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1943年7月5日，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首先使用“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明确地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的定义、内容和形成的条件。与此同时，刘少奇号召全党“用毛泽东的思想来武装自己”，把毛泽东同志的指导贯彻到一切工作环节和部门中去，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体系去清算党内机会主义思想。

毛泽东思想这一重要概念提出后，很快被全党所接受。在此前后，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陈毅、邓小平等纷纷发表文章或演说，论述毛泽东的思想。9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

1945年4月，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毛泽东的理论贡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

1945年4月23日，中共七大正式开幕。会场的布置向人们传达出极其重要的信息：主席台正中，矗立着毛泽东、朱德的巨幅侧面画像。主席台上方的石拱上，写的是“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12个红色美术字。主席台两侧，挂有两幅缀字红色灯芯绒布幛。其中一幅写的是：“以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一切工作的指导指针”。

在宣布大会开幕之前的讲话中，任弼时强调：“在二十四年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党产生了自己的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已经掌握了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毛泽东三个字不仅成为中国人民的旗帜，而且成为东方各民族争取解放的旗帜。”

5月14日、15日，刘少奇对毛泽东思想作了最系统、最理论化的阐述。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刘少奇用整整4180字的篇幅，深入论述了毛泽东思想形成的过程、毛泽东的伟大贡献和崇高地位、毛泽东思想的内容和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等。

在报告中，刘少奇还第一次把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九个方面。即：关于现代世界情况和中国国情的科学分析；关于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与政策；关于解放农民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政策；关于革命战争的理论和政策；关于革命根据地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理论与政策；关于建设党的理论与政策；关于文化的理论与政策等等。

大会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独创性经验的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党的许多卓越领导人对它的形成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科学著作是它的集中概括。

在这样分析和界定的基础上，七大党章明确规定：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反对任何教条主义的或经验主义的偏向。”

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就这样终于正式确立。这是中共七大和七大党章的一个最大的特点。

十四、丰富和宝贵的延安精神

延安13年，形成了宝贵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的内涵丰富。主要内容包括：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这些精神中都渗透着“两个结合”的精神，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延安时期其实形成了一系列精神，它的原生形态主要包括延安时期形成的抗大精神、白求恩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张思德精神、劳模精神和党的七大精神等。

抗大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

白求恩精神的主要内容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

延安整风精神的主要内容是：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批评与自我批评。

南泥湾精神的主要内容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

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的主要内容是：不怕困难、克服困难，实事求是、调查研究，和群众打成一片。

张思德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不怕牺牲。

延安劳模精神的主要内容是：以身作则、大公无私、勇于创新、埋头苦干。

党的七大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团结、民主、批评与自我批评。

这些精神共同汇聚成了延安精神。各个原生形态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生动体现，是原汁原味的延安精神。延安精神是各个原生形态精神的总汇。

如果从发展过程来看，延安精神经历了一个不断丰富的过程。

从1935年10月到1938年9月是延安精神的孕育期，主要标志是我们党倡导的抗大精神和白求恩精神以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任务。

从1938年9月到1945年6月是延安精神的形成期，主要标志是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的开展。毛泽东称这是中国革命链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两个环节，抓住这两个环节，就抓住了中国革命的全局。

从1945年6月到1948年3月是延安精神的成熟期，主要标志是党的七大胜利召开，确立了毛泽东思想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毛泽东在七大上总结的党的优良作风，即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是共产党人革命精神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它任何政党的显著特征，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对延安精神的理论概括，标志着延安精神的成熟。

2002年4月，江泽民在陕西考察时，概括了延安精神的内涵，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老一辈革命家和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时期留下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指出：“延安精神培育了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坚持不懈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用以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从中汲取信仰的力量、查找党性的差距、校准前进的方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阐明了延安精神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为新时代用延安精神教育广大党员、干部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编辑 刘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