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郝建国先生素未谋面，冒昧为他的大作写序，完全是因为微博的缘分。

2011年以来，我主持了教育部和北京市的两个微博研究课题，考察自媒体上的表达权和“理想的传播情景”。从此，“刷微博”成了我日常工作、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后来发现，互粉的@记者郝建国和我一样，都是时时在线的“微博控”。在微博上，他对于新闻事件的评价从不人云亦云，而是以调查记者的眼光进行反思，而后抽丝剥茧地进行分析，甚或指出有的“事实”必定反转。

我与他一样，做过记者、编辑，又在传统媒体向社交媒体转型的过程中成为“自媒体人”，深知这一身份转型殊之不易——除了话语方式的转变，还不能忘了主流媒体记者那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辩证思维；同时，还要瞻前顾后地预测传播效果，以免误导社会情绪。

在我的印象中，郝建国先生的微博做到了“犀利”与“求真”相统一，因此能发挥其舆论影响力。

今天看到郝建国先生的《好望》书稿，发现无论在传统媒体还是自媒体平台上，他的文字，都一以贯之地表现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记者素养。

书名中的“望”字，是取普利策“瞭望者”之意，可谓立意高远。我向来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喉舌”，必须将舆论监督作为自己的天职，这也是马新观的题中应有之义。

记得做记者时，人民日报社的记者证封底上，就印有《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加强和改进舆论监督”的条款赫然在目。

收入《好望》的作品，颇能体现作者“激浊扬清、针砭时弊”的特点。例如，《农民张坎锁之死》、《西安交大长江学者“科技成果造假”调查》系列报道（以下简称“《科技成果造假》”）、《揭开呼格吉勒图冤案》、《大学生“舍己救人”牺牲后遭遇“挟尸要价”——长江荆州3条逝去生命的记忆》（以下简称“《挟尸要价》”）以及《京城流浪女李丽云的非正常死亡》等等，这些作品的选题，一方面都是当时的社会热点，具有较强的社会性和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事件的发展也与“有关部门”和社会风气不无千丝万缕的联系。作者在“合法监督”和“建设性监督”的框架内，通过个性化的新闻事件的深度挖掘，蕴含着对“有关方面”的追责和对社会系统良性运行的呼唤。

作者虽然长期服务于都市报，以采写特稿为基本工作内容，却本其“文化自觉”，对圈内的流行文风进行自觉的抵抗。他明确反对“新闻散文化”，坚持“用事实说话”，用新闻语言和叙事逻辑来写新闻，这也是我本人长期以来矢志不渝的价值观。

《挟尸要价》开篇的首段写道：

“2009 年10 月30 日上午，宝塔湾烟雾朦胧，远处的货轮像往常一样在长江上平稳行驶。岸边的沙滩上，自发来这里祭奠英雄的人们络绎不绝，他们有的噙着眼泪焚香，有的手捧菊花鞠躬——6天前，当地两所高校的3 名大学生何东旭、方招、陈及时为救2名落水少年，在这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这段导语性文字虽然运用了描述性的技巧，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备，完全摈弃了时下流行的那种“新新闻主义”“碎片化写作”四五段内找不到人物身份，琐碎化叙事令人如堕五里雾中的弊病。

大量运用对话和直接引语是他还原事实的一个常用写作策略。比如《科技成果造假》一文，运用对话展开了举报者、被举报者两方面的说法；《小康乡农民为何负债累累》的报道，大量使用了记者与采访对象的对话。集子中有的作品还直接采用了“对话体”，作者将其归入了本书第三部分的《对话》。此外，他还重视对新闻背景的建构和对权威资料的引用。如在《科技成果造假》一文中，他综合引用了教育部领导、学术批评网主编的观点，以及国际电气和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的对“剽窃”认定与处罚的标准。

《好望》所收作品不多，集子中有特稿，有评论，有论文，还有文化随笔，体现了作者对成为“专家型记者”“学者型记者”的不懈追求。我细读了作者对《挟尸要价》报道和图片获奖的两篇商榷性论文，刷新了我以前从媒介批评角度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希望作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用好新闻的“解困”功能，服务社会转型；放眼全球的媒体转型，刷新融媒体叙事技巧；强化深度报道思维，力求深刻全面。

以上挂一漏万，权作对《好望》之“望”吧！ 

（作者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长聘教授、博导）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