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9月9日，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与世长辞，全国人民陷入巨大的悲痛之中，部队也随之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当时，在陕西独立师三团政治处宣传股任新闻干事的我，正在驻守在华县莲花寺的该团三营采访。9月11日上午，团宣传股突然通知我，下午赶到省军区宣传处报到。去干什么，他们也没有告诉我。

我匆匆赶回团里，给省军区宣传处打了个电话，才知道省军区组织了一个报道组，专程赴延安采访延安人民沉痛悼念毛主席的活动，明天一早就出发。我简单准备了一下出行的东西，就马不停蹄地往省军区赶。

到达省军区时，已经晚上6点多了，机关人员已经下班，只有宣传处的新闻干事张继芳同志还在办公室等我。见面后，他先简要谈了此次采访的主要任务，然后介绍参与此行报道的人员。报道组由4人组成，由张干事带队，其他3人除我外，还有一团报道员惠泽锋，五团报道员欧盛章。当晚我们就在省军区招待所吃的饭，晚上就住在五号楼招待所。

第二天一早，我们四个人乘坐省军区安排的一辆北京吉普车，匆匆上了路。约下午5时到达延安，住进了延安军分区招待所。

在延安期间，我们先后采访了军分区领导班子、警卫连和枣园民兵连、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单位和十多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他们中有领导干部，有老红军、老八路，有枣园、王家坪、杨家岭等毛主席曾经生活工作过的地方的农民、教师、学生。应该说，手头掌握的材料已经够丰富的了。但在分析研究时，有的同志提出，南泥湾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地方，也应该到那里采访一下，最好在文章中提及一下。大家觉得言之有理，于是我们决定专程去一趟南泥湾，补上这个缺憾。于是，留下小惠和小欧两名同志在军分区继续采访，张继芳和我一道去南泥湾。

我们向延安军分区的新闻干事李顺午打听南泥湾有什么有代表性的人物。他说南泥湾一个生产队的果园里，有两个看管果园的老红军，对毛主席的感情特别深，他几年前曾采访过。我们就决定采访他俩。

夜里下了一场雨，一些地方道路泥泞，早晨8点出发，到达南泥湾那个生产队的果园时已到了10点左右。

采访随即开始。两位老红军一位是长征过来的，一位是陕北红军，都曾见过毛主席，后因作战负伤，留在了本地。两位老人几乎是一直流着眼泪，向我们讲述了他们耳闻目睹的毛主席在长征途中和延安时期的一些往事，其中有的事我们还是第一次听说。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收获之大超出我们的预想。

采访完毕，要回去了，两位老红军给我们每人装了七八个苹果，我俩再三推辞都不行，就硬给他们留下了几块钱。

刚坐上车准备返回，生产队长赶来了，非要留我们吃饭，并说已经安排好了。盛情难却，我们只好答应了。

队长领着我们走到北边的一面山坡下，指着半山坡上的一户人家说，就是这家。稍顿又说，你们往上走，我就不上去了，我叫这家的人出来接你们。待我们快走到那家人的门前时，队长扯开嗓门喊叫了几声，转眼间，一位年龄在30多岁的妇女一闪身走了出来，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把我们迎进了窑洞内。她的身边跟着两个男孩，从身高看就是三到五岁的样子。

那妇女让我们上炕坐下，她则到案板前擀面去了，一边擀一边跟我俩拉起了家常。其中谈到，听老人说，当年三五九旅的一个连长，与当地一个妇女发生不正当关系，事发后逃跑，被王震派人抓了回来，公开审判后枪毙了。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那妇女把饭端了过来。已经褪了色显得很是陈旧的木头盘子里，放着三碗面条，一碟咸菜，一个盛盐的小碟，一个盛辣椒面的小碟，一头大蒜，再加三双筷子。

那妇女热情地招呼我们赶紧吃，并端起一碗面往张干事手里递。正在这时，两个小男孩忽然从门外跑了进来，爬在炕沿上，眼睛直直地盯着盘子里的面条，一副垂涎欲滴的样子。那妇女喝道：“叫你在外面耍，你咋跑进来了，快出去！”可是，无论她呵斥也罢，好说也罢，甚至以打屁股相威胁，小男孩就是不出去，眼睛一直盯着盘子，嘴唇还不停地咂巴着。显然，小男孩是被盘子里的面条吸引住了。是啊，当时还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年代，陕北老区农村还没有摆脱贫困，不少地方的群众连肚子都吃不饱，经常是以菜蔬和五谷杂粮充饥，能吃上一碗米饭或白面条，对他们来说很不容易，也许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可能是好久没有吃过白面条的小男孩看见面条自然是馋得要命，恨不得一口把它吞下去。母亲的呵斥和劝说，对他们来说完全就是耳旁风。

面对眼前的情景，我的心里酸酸的。从脸上的表情来看，张继芳和司机小王心里显然也不好受。就在那妇女举起巴掌要打那个大男孩耳光的时候，张继芳一把拉住了她的胳膊，说道：“不要这样嘛！”稍顿，又接着说：“你就叫娃吃嘛！”

那妇女面露凄楚之色，语调低沉地说：“孩子不懂事，你们是客人，先吃，随后我再给他们另外做饭。”

我一看案板上，还有一小团黑乎乎的面团，显然，那是准备给娃娃和她自己吃的，说明家里也许就只有这些细粮白面了。老区的群众向来待人热情厚道，当年视红军和八路军如同亲人，如今对待解放军依然深情厚意，宁愿自己和孩子吃粗粮野菜，也将尽心尽力的招待客人。

张继芳强装笑容，说：“我当为啥呢，就为这！其实刚才我们几个在果园里吃了不少苹果，肚子都不太饿，这顿饭不吃也没关系的。娃饿了，先让娃娃吃。”

我也跟着说：“就是的，我刚才吃了两个苹果，现在肚子还饱饱的，现在叫我吃我也吃不下去，你就叫娃吃吧。”

说话间，张继芳把他手里那碗面递到大一点男孩的手里，我则把自己手里端的那碗面递到小男孩的手里，司机小王见状，也把端到手里的面放到了盘子里。张继芳便对他说，你下午还要开几个小时的车，就把这碗面吃了吧，免得下午没劲开车。小王又把那碗面端起来，一口一口，慢慢地吃了下去。女主人要给他再盛一碗，他谢绝了。

而那两个小男孩，吃完了面条后，用手抹了一下嘴巴，高兴地撒腿跑到院子里玩去了，外面不时传来他们欢快的嬉闹声。

饭后，告别了那个妇女及两个小男孩，我们向山下走去。一路上，我的脚步异常沉重，吃饭时的那个场面不停地在我们的眼前晃来晃去。时至今日，只要回想起那一幕，我的心里都酸酸的。

坐上吉普车，走了不到十几里路，肚子就咕咕地叫开了。早上7点吃的饭，到现在6个多小时了，还粒米未进，刚才给那妇女说我们吃了苹果，其实那是哄她的，实际上连一个苹果也没吃，此时肚子真的是饿了。那时不像现在，路边到处都有吃饭的小餐馆，没办法，我们就拿出车上的苹果，放开吃了一顿，然后继续赶路。

途中，张继芳和我你一言我一语，把所掌握的素材齐齐梳理了一遍，在此基础上确定了文章的结构及所要用的重点事例。张继芳客气地说：“这篇文章你来写吧？”我说：“写这类文章，是你的拿手好戏，还是你写吧！”他再没客气。

当天晚上，与我同住一室的张继芳在10点多就睡觉了。可是半夜两点多，我起来上厕所，猛地看到房间里灯光通明，张继芳正爬在床头边的三斗桌上埋头写稿子。

我问：“你不是睡了吗，怎么又写开稿子了？”

他说：“睡不着，还难受，干脆起来写稿子算了。”

我没再说什么，上完厕所，接着睡觉。而张继芳则继续写他的稿子。

第二天一起床，张继芳兴冲冲地告诉我，稿子写完了。他让我看一下，还有啥要修改的。

我拿过来看了一遍，觉得没有什么可改的，就又交给他，说争取今天就发到北京去。

张继芳又仔细看了一遍，对个别地方作了修改。当天下午，这篇长达3000多字，题为《毛主席和我们在一起》的特写就发往北京。

随后不久，这篇文章在《解放军报》刊发，在广大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

  不过，此次采访中的一些经历和见闻，至今难以忘记。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