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4日，梁晓声先生通过门生左文萍女士，就笔者发于《华文月刊》7月号《<人世间>的独香异韵——原著与电视剧扫描》（简称《扫描》，下同）一文，作了如下“回复”：

给梁老师发了您的作品的电子版，梁老师回复：“认真拜读了，很感动也很感激，有这样的读者，作家三生有幸啊。替我转达谢意，若我去西安，一定去拜访他，并且我也转给中青社主编了。梁”

笔者拜读后，在意的是梁先生“回复”这一行动本身：一者，蓦然出现在梁先生面前者，是“两陌生”：从未谋面、了无瓜葛的陌生，是刚从其他研究领域转来而在文学创作与评论界很难见到身影的陌生。梁先生不必理会在情理之中，但他回复了。蜚声中外的大作家，诚待普通读者，谦和、温谨，日常细节上也显出了固有的修养。二者，听说梁先生的忙竟达到了“格外”，挚友拜访都得事先预约，却抽出时间对《华文月刊》阅看，对于办刊人员待之以礼。三者，那么忙的梁先生三天之内也可能是在刚刚阅过后就有了“回复”，面对“两陌生”丝毫没有迟慢，其捷敏风行的工作作风于斯可见！梁先生的人品修炼与职业精神，让笔者感受颇深。拜读《人世间》时已有强烈的同感，曾萌生过再写一写的欲念。因有“回复”的引发，便结合蕴含在《人世间》梁先生的职业精神敲起了键盘，就作家良知、担当与情愫再说一下，与笔者《扫描》结为姊妹篇，让其在《华文月刊》“华文观察”栏目携手而行。

一、作家的良知，驱使梁晓声的“敢做”

（一）文学创作对于五十年间的特殊时段与特殊现象反映的断档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叶辛的《孽债》、宗福先的《于无声处》、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连同梁晓声本人的《雪城》等等小说、戏剧，一时间如雨后春笋，多的是对“十年非常时期”“上山下乡”等予以“反思”，矛头也指向了“那种思潮”，社会反响强烈，让人耳目一新。但，热燃不过那么十多年便悄然熄火了，同类题材就此断档三十余载无人问津，“反思”之温还差一大截子便难以再度升起。网上对于“十年非常时期” “那种思潮”的说法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大都离题万里、张冠李戴，将其水中倒影误为真相。吾敢断定这是离那个时代已远的网民对“传布者”信口开河的盲目听信所致，引发了部分读者对《人世间》相关描写是否失真、有无“负面”的猜疑。照实说，书中涉及的“十年非常时期”与“那种思潮”仅有七处：周秉昆无意中的一句“斯大林的儿子还成了俘虏”引起大家全都惊讶，韩伟被冤而死，秉昆对母亲用报纸贴墙的提醒，周母对“宝瓷片”的谨慎处理以及周秉义、于虹被上纲上线，陶平遭举报。我以亲历的身份做个见证：书中呈现的全为当时之真且在表述上格外克制，散在115万字中的区区七件，相比那时一二百人小小单位一两日发生的蒙冤被斗，不过小巫而已，能算个什么？吾不知那些猜疑者的话头是怎样提起的？依据是些什么？ 将其水中倒影误为真相怪他们吗？不怪！该怪的是对“十年非常时期”“那种思潮”文学反映上的断档与其他信息的不畅，造成了不少后来者对特殊时段与特殊现象了无所知的严重缺课，导致认知的空白。

（二）梁晓声先生站出来发了声

不知者不知固然不为怪，而知者不讲确是不该了。知者的梁晓声先生，做了他的所该：一者，最该说的，他说到了；二者，据实而言，没有添加。这两方面笔者在《扫描》一文已有详述，此处不赘。三者，虽是晚了，但也及时。水中倒影式的历史误读现象已有蔓延之势，知之真相的经历者渐渐离世，有实证且有责任出来澄清者更加凤毛麟角。小说《人世间》来得确是晚了，但在文学界很少有人言之而社会急需有人言时，《人世间》的面世还算及时。

“十年非常时期”与“那种思潮”这两个山芋过于烫了，深不得，浅不得，有着一定风险，梁晓声没有回避，不但有着表达的敢于，且有表达上的艺术高妙，竟到了分寸不失。笔者在《扫描》中对此已有详述，不再啰嗦。谁若不信，不必大费心力，只请读读上册110至111页周母对于“宝瓷片”的处理细节，疑云便会顿消。拜读《人世间》深感作家良知，最值钱、最可贵、最有分量！

二、作家的担当，驱使梁晓声的“该做”

（一）将没有引起人们留意的社会问题拎了出来，用响响的警钟在呼唤着沉沉熟睡者的早醒

梁晓声对社会上“现已有”的细微变化的跟踪,对于“新涌出”于青苹之末的捕捉，多是在人们熟视无睹的“常见”中拎出的，有宏观的，有微观的。

1.宏观上的几个“重大”。改革浪潮在南方已经风起云涌，而北方A市仍是冰冻雪封。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同新融入的改革因子之搏斗，在A市体现着长时段挥之不去的宏观上三对立：人情与法制的对立，人情大于法制；等级与平等的对立，等级压过了平等；守旧与革新的对立，守旧摁住了革新。尤其，对“旧有”的固守，对“创新”的排斥，是小说营造给高官周秉义工作开展的大环境，也是草根人物周秉昆及“六小君子”长期栖息与拼搏的大背景，其详情在下文中已有体现。

2.微观上的诸多“具体”。

首先，发现人之未发现。既有令人忧虑的，也有开人心扉的，均在《人世间》多之又多，随意说上几例：从周家争吵后感情仍然浓密中，拎出了家内琐事没有什么对与错，要的是宽容与理解；从向桂芳被曲秀贞打为右派而倒霉一生到她前去参加曲秀贞丈夫追悼会中，拎出了“心里没了恨……就会更幸福”的人生真谛；从周蓉的大起大落中拎出只要不放弃，同样可以辉煌等等。作者对于下面的发现，引人深思与忧心：这就是民间思维的变化。上册137页中有一段可谓典型：“几乎所有底层人家，都希望能与一户有权力的人家攀上亲戚……足以增加几许生活的稳定感。”请注意，作者在这里安排乳臭未干的十几岁毛孩子周秉昆也这么看，确有深意：他的兴趣该是掏雀蛋、斗蟋蟀，哪能管社会上这等鸟事儿，极有可能是大人谈得不止一次、不止一地，他听多了才留意的。不排除对于周秉昆聪明早熟的刻画，更多的是意味这样的想法与做法，已经蔓延到不小面积，甚至有了某种程度的普遍，问题确是不一般该有人过问了。这些，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是见而不怪也熟视无睹，却被梁先生捕捉在手并融入笔下。这是老先生的深邃目光对于问题的穿透，但却不能用深邃目光涵盖住的，还有作家的责任使然。要不，为何紧盯它并给予一定篇幅？ 

其次，四大警钟响响敲起。第一警钟，腐败手法已很高妙了，下册407页周秉义的话说得坦直：有权力的人如果想以权谋私，“只要稍稍动动脑筋”就可事成，“还可以做得合情合理”不留把柄，一位清廉干部都有明显感觉，意味着反腐的成本之大、难度之高已到了相当程度，亟需制度性措施出台。区公安局副局长位上退下来的龚维则被“双规”，缘于他多处兼职。手中虽无实权，还可利用过去的人脉关系继续牟私。这也在提醒，对于这一现象，不宜留下视觉空白。第二警钟，等级观念并非某个社会形态所专有，而是穿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仍在延续，一直发挥着负面作用：一方面，它以上层的优势对下层进行着压制与掠夺，造成贵与贱的地位悬殊，富与贫的差别过大，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另一方面更甚，自上而下地推行重农抑商、闭关锁国诸多的蠢政，滋养了相应的守旧思维与特权欲念，并衍生出“以下媚上、以贫媚富”的人情关系，将独立去想、独立去干、独立去闯，全都扼杀至死、消蚀一尽，剩下的仅有唯唯诺诺地“遵命”和“不问是非、唯听上级”的奴性。社会的发展被严重阻滞，数千年磨磨蹭蹭的龟爬蜗行让历史短去许多的英法与不足二百年的美国在前一两个世纪就远远超越，确是将中华民族害苦了，将祖国生灵害苦了。其对当今社会的危害，各位应有深切感受。体现在《人世间》中的地位、贫富等等方面差别及其形成的后果别人多有所谈，本文免去，只就等级观念笼罩下的官场生态与商贸运作予以重点分析：其一，乔春燕还算身正能干，却因自己没有“背景”，副处位上已经陪了三任一把手还未动窝，她的感受一如下册272 页：“谁是谁的靠山，谁关照着谁，为谁铺平提升的道路，那都得暗中运作。”她的人情关系跟不上，也就只能原封不动了。显然，不善拉人情，德才兼备者就无前进之路，“人情”二字玩弄娴熟，才庸德劣之辈挤上来并非难事。其二，当酒桌上的人情关系成为商贸行为并普遍化，就是一个社会重大问题。本来，招商引资的底气源于做强自己，让商家看到资金可投，现实中却是放弃根本，对酒场的拉人情铆足了劲，正道不走而滑向了邪道。小说所表述的这一观念及其衍生的人情关系已到了连平民都认可与支持的严重程度，梁先生不得不将警钟大敲起来。第三警钟，周秉义廉洁奉公、尽心尽职，却多次遭纪委调查，遭工人误解，遭别人举报。劳苦功高，业绩卓著，最后一站竟降为副职且名次靠后，公认的政治明星成了失光的“流星”，这一警钟是在暗示“枪打出头鸟”的落后观念，仍是人才成长的绊脚石、拦路虎，不能不认真对待。第四警钟，对于文化受到商业侵占，除了笔者《扫描》一文详细分析过的，还有如下补充：下册420页书店店主水自流在人生尽头，约来秉昆，说他“最放心不下的，是崇文书店在自己身后的存亡。”水自流能托付周秉昆来接手，显然有着一番慎重的选择，从描述中不难看出他对读书风气式微的担忧。小说对这一人物形象的设置、命名、刻画，都有其深层考虑：他原是混迹于一群不务正业、且行为不良的松散团伙中的一员，从他“要洗心革面做好人”那时起再没有像以前那样“任”自流而“正”自流了，成为一位良知唤醒的典型，文化管理部门难道不能良知唤醒？已经部分丢失的中华文化之魂难道不能良知唤醒？这一警钟不在于音量响度，而在于其钟音的意味深长。本文不妨闲扯一句：电视剧对这一形象的改变与书店的重新开张，将小说的深意冲刷得一点儿也未留。也许其他作家也在敲着警钟，但是四种同时敲响，且声音那么响亮又意味深长，孤陋寡闻的笔者只知梁晓声先生而未发现他人。

（二）针对社会一些问题，探寻着求解之方

除了上文所涉及的梁先生探求的良方外，还有：历史的缺课还需进一步再补，将一些误解纠正过来；改革阵痛不宜长期阵痛，应着手解决；强化文化学习与读书风气，是在挽救民族之魂；中华文化建设，应从家庭文化建设着手；人格修炼首要的是洗掉“权”“钱”二字，需强化的是健康的情感与亲密的感情。对此，不一一论述，仅举一例细述之：上册248页至250页，秉昆几人对高干“特权特享”有一段对话与争辩，吕川的话耐人寻味：“领导干部要和人民大众同甘共苦……特权不能没有，但不等于特权是天经地义的。”笔者《扫描》虽然也举此例，切入点不一，本文着重点是：打江山者享有特权，不合理但也合情，到了没有经过战场流血牺牲打江山的下一代、下下一代，特权的“合情”也就消失殆尽，剩下的就是与“天经地义”的“不等于”而该取消了，这就是小说的回答。文学作品中的答案不等于考场上的答卷，需要读者在细细的琢磨中去感知、去体味。

（三）“吃力”却不一定“讨好”的选择，也是梁先生责任担当的体现

手执蒲扇、迈着方步，陶醉于山水之间，享受人生黄昏的金色，多活几年也活个自在，该是年逾古稀的梁先生的最佳选择，何况早已功成名就，再写不写都是同样辉煌。人家梁先生取之的却是南窗之下的援笔临纸、键盘苦敲。洋洋百万字，厚厚三大本，耗去人生黄昏的金色，赔进去自身的健康。况且，读之费时、购之费金的“大块头”推向社会，不被读者市场待见的风险增了许多，市场预测是个难以料知的x，尤其在全民读书风气不怎么样的当下，有可能对于梁先生这样不凡的写作高手是个例外。但假如，梁先生若是来个三十万字、体面的一大本，也能达到“山不在高”“水不在深”而“仙”“龙”兼备之“名”之“灵”，英国笛福《鲁滨孙漂流记》不足20万字的小巧玲珑，与法国左拉《卢贡•玛卡尔家族》600多万字的身高体壮，不也同样为世界名著？相比之下，百万字与三大本有着更多的“吃力”却不一定“讨好”。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被笔者听到：有人劝他别再搞“大块头”，梁先生很执意，坚决不！我们且不理会这一“未经证实”，退一步讲，创作上一路走来的梁老先生不会不知其“吃力”能到何种程度，却偏要“吃”它一下！笔者猜测：不弄个“大块头”，纵向的五十年、横向的广袤社会，深之千尺的内容厚度，恐怕装之不下，不来个“吃力不讨好”就会影响责任担当。

三、作家的情愫，驱使梁晓声的“巧做”

（一）弘扬着真善美，坚守着文学的灵魂

弘扬真善美，文学就守住了本性。而表现生活的“真”，乃文学作品质量的首要，读者对于作品中的“真”非常挑剔，如果虚假、矫情，就会拂袖远离。对于《人世间》之“真”，笔者《扫描》已有详述，这里要说的，是“真”的前提下的“善”与“美”。这，主要体现在人物刻画上，周家二代的秉义、周蓉、秉昆身上尤最：秉义长于“情”的自控，周蓉长于“情”的秉持，秉昆看重“情”的价值。

秉义“情”的自控。他当官的宗旨为民谋福，达到了官场上不多见的想到与做到：他本应与众人一样享有自我，但他却压缩了自我而在履行着自己追求的职业宗旨，忙得顾不上周家亲人、顾不上爱妻冬梅、顾不上领养后代，甚至对自己身染胃癌也顾不上医治，在物质层面为社会发展、为百姓福祉提升而心力付出巨大，在“情”的层面给普罗大众施以人文关怀。然而，在军工厂得到的回报出人意料也出他意料：下册12页“周秉义是背着‘汉奸’‘卖国贼’”的骂名，平调走的，“组织上并未抚慰”。一般人宁可物上吃亏、体上受损乃至搭上命一条都不在乎，就是受不了众人吐唾沫星与背后指脊梁骨，人格稍稍受辱便投江、碰墙、上吊、抹脖子者多的是，而周秉义却因替改革阵痛背锅遭到冤骂、冤恨、冤辱，骂声难听得无法入耳也口不能辨，其羞辱度达到了空前，人格受到了极大损伤，周秉义硬撑着该干啥仍干啥，承受力之强，书中再无第二个！

周蓉“情”的秉持。她自我、任性，少不更事的十几岁不顾亲人的情感感受不吭一声地飙身千里之外，对情感冲动的自制力欠缺却有着对心上人爱情的执著，在法国单身十二年的“守身如玉”考验着她在性上的自控之情，对蔡晓光“守而不忠”的宽容展现了妻子不易具有的情怀，离开多年后仍对贵州教育心存牵挂之情，事业上追求的热情也恒久不减。

秉昆“情”的看重。秉昆的交友，与人以诚，与人以善，给人以助等等，这在书中多有描述，最有看点的是：下册7到8页，周秉昆与骆士为争儿子周楠归谁而打斗致骆身亡，法庭判决周楠归秉昆而他需服刑15年，秉昆“反觉欣慰”自认官司胜了，因自己成了周楠“唯一的父亲”。此时，牢狱的无自由之苦、囚犯被人低看的人格之羞，全都让位于并无血缘的父子亲情；而他高兴的是与自己“感情上的连体人”的郑娟，再也不会因儿子归别人而连带她与自己分割，爱情也维护了。只要亲情、爱情不受损，莫说15年，即使牢底坐穿又算什么？甭说他平日对朋友甚至陌生人援手长伸的有多少，仅就这一官司结果的反应，秉昆对“情”的看重，就不言自明了。这和他电视上看到当年贱卖掉的镯子如今能值个车价钱也不后悔一样，因为贱卖，得来的是一个爱妻和娇子。在他眼里，宝物宝得能买来日月星辰，也抵不上一个“情”字。

上面是从情商而言，下面则是与“情”关系至密的德的坚守。周玥“第三者插足”引发了风波，这让作为母亲的周蓉“备感羞耻”，舅舅周秉昆给周玥一个耳光，亲人们谁都不说“周玥”二字，听说孙赶超送的东西是她公司发的，都要将它扔掉。情感反应如此强烈，源于周玥在破坏着他人家庭，踩踏周家人的做人底线。周家人“成”他人之事多了去了，仅冒出的这一件“败”他人之事，没有谁能在良心上放得过手，他们不能允许周家两代恪守的洁净，让第三代的她给污、给毁了。且不说周家人了，站在这一部书舞台上的其他行业各色人物，也大多形象光亮，鲜有一脸全白的大坏大奸，那些“不怎么样的”也只这毛病、那毛病而已，其不多的可道之处也没有被埋没，就连被处决的涂志强，也凸显了他代人受过时“哥们义气”的勇于担当。属于社会下三流的“瘸子”与“棉猴”在无固定收入情况下对涂志强家人按时足量接济，体现着他们的良心未泯。众多人物形象以他们的本有素质，在做着真善美的推送。

真善美中的“善”与“美”，均是阳光一片，“真”就不一样了，既有真美也有真丑，既有真善也有真恶。自私，是人性构成中本来的一面，没有什么可褒贬的。而自私的膨胀，则成了人性恶的主要组成，其特点是对物与情“不该有”的拥有，以及对尚未到手的“不该有”的抢夺，常常对目标者造成物质（含人）夺走以及肢体、心灵伤害，所用的暴力手段谓之恶，所用的卑劣手段谓之丑。骆士宾固然思维开放，人品算得上书中少有的恶丑兼备，他捅死了人未承担责任、对郑娟性上施暴，严重触及法网，还厚着脸皮在周楠身上攫取本来的“不该有”以及“连郑娟一并转让给”他自己的更“不该有”；龚维则也因对经济上“不该有”的贪取而变坏，此二人皆源自于自私的膨胀。揭露现实存在的假丑恶，深层意思是：对真善美不仅要秉持与弘扬，还有对它维护与捍卫。小说《人世间》对真善美的推送，全面而没有留下漏洞。

笔者《扫描》一文主要是从亲情、友情与爱情上分类论述彼此间心理距离远近的，本文着重于作者“情”的融入与小说内容“情”的携带、呈现。小说《人世间》对周家人同情、关照与展现他们形象的光亮，这当然是“情”的融入，但属于诸多小说常见的融入，梁先生融入《人世间》众多人物以正性“情”同时，偏饭吃给了秉义、周蓉、秉昆的周家第二代人，在展现着他们高的情商，这就将作家“情”的融入提升了一个大的档次。

（二）平民视角，平民感情，展现着作家的平民情结

一者，梁晓声对光字片普通百姓生活的艰辛，注入了太多的同情；对他们人生的遭际，给予了足够的悲悯。二者，梁先生看到了下层民众诸多美德，笔下对他们是敬重、是赞誉。周家人、“六小君子”以及与秉昆感情很铁的肖国庆、孙赶超他们，虽处社会的底层，经济大都拮据，一个个却活出了自己的人格，称得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真君子，周秉义、周蓉尽管已成大树、艳花，仍是草儿未曾脱根，保留着底层民众朴实忠厚的原本，他们身上更多的是对“情”的携带与呈现。作家“情”的融入以及书中“情”的携带、呈现的典型，就是底层人物郑娟。她对读者的吸引力，毫不逊色于主人公丈夫秉昆。作者给她身上融入的那么多美德打动过广大读者，小说中她的初次出场：隆冬只穿衬裤，连袜子也无，其生活的穷酸让读者心酸；连个证也没领，正经的寡妇都够不上，生下的孩子很可能是上不了户口的“黑户”，其遭遇让人忧虑；再从她“根本不愿活了”推测，众人少不了将她看成不检点的女子而指指点点。遭人强奸本是受害者，还要受着比生活困苦更大困苦的舆论压力，将读者情感大大调动了起来。后来，儿子突然而死，且远在外国，丈夫又囚狱中，诸多重担落在她一人身上。天般大的沉重打击，她依然坚强，如同拒收秉昆头一次转送的钱并声明“不需要他们的可怜”一样，令人敬佩。读者因郑娟、秉昆的情动而情动、情浓而情浓，甚至出现了衡量书中人物的无形标尺：谁对这两口好，读者就对谁评价好，涌出了文学信息传播上可书可赞的罕见，展现着梁先生表达艺术上的巧做。拜读后总的感觉：平民情结浓浓的《人世间》，就是草根的“人世间”，对草根的崇敬，是梁晓声作家素养之体现，至少就《人世间》一书可以这样说。这部巨著也打动了《华文月刊》，破例给了两期连续版面。

（原载于《华文月刊》2022 年8月号）

(编辑  何利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