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奋先生(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鹰潭余江人。他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著名的政治家，出版家和杰出的新闻记者，是继鲁迅之后代表我国先进文化的光辉典范。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韬奋先生为了拯救中华民族危亡，他高举抗日救国大旗，先后创办11种进步刑物《生活》周刊、《大众生活》、《生活日报》等)，创建散布各国重要城镇的56个生活书店，写下大量的著作和译作《韬奋全集》14卷，近800万字)。党和国领导人高度评赞邹韬奋先生：毛泽东同志1944年11月15日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感动人的地方”。周恩来同志1949年7月题词“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朱德同志题词“韬奋同志爱国志士，民主先峰”。江泽民同志题词“继承和弘扬韬奋真诚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为纪念韬奋先生，1985年，经中央宣传部批准，在纪念邹韬奋诞生90周年之际，邹韬奋先生塑像落成于余江县城镇街心花园。 

我国著名新闻记者、政论家、出版家邹韬奋，原名恩润，幼名荫书，韬奋是他的笔名。江西省余江县沙塘邹家人，1895年11月5日(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九日)生于福建永安，祖父邹舒予，号晓村，曾考中前清拔贡，初以7品小京官发至福建省侯补官，后到福建省盐务局任职。母亲查氏，家庭妇女，浙江海宁人，喜欢看小说、讲故事。

韬奋生活在书香门第的家庭中，5岁入家塾，14岁时考入福州工业学校。1919年，韬奋由上海南洋公学工科考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改学文科。1921年，韬奋在圣约翰大学毕业，获文学士学位。毕业后，先任英文秘书，后又兼任中学英文教员。1922年，经黄炎培介绍，加入中华职业教育社，任编辑股主任，主编《职业与教育》月刊及《职业教育丛书》。1926年10月，接任《生活》周刊主编，从此他正式从事新闻工作。韬奋接编后，以讨论社会问题为主，其宗旨是：“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并进行了改版，引起了读者莫大兴趣，对促进社会改革起了积极的作用。

1927年初，韬奋应邀兼任《时事新报》秘书主任，据韬奋回忆说：“我在时事新报馆工作的一年，是我生平更有意义的‘练习’的时期，我觉得我的这一年的‘练习’，比进什么大学的新闻科都来得切实，来得更有益处”。

1928年初，韬奋辞去《时事新报》职务，专门主编《生活》周刊，同年3月，韬奋翻译的美国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1月18日，在《生活》周刊的《小言论》专栏首次用“韬奋”的笔名。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侵略我国东北，民族危机空前严重。韬奋在《生活》周刊上刊载国难惨象画报，揭露日帝暴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的照片。热烈主张抗敌御侮，同时明确表示《生活》周刊是为劳苦大众利益而奋斗的。《生活》周刊还号召全国同胞捐款援助东北抗日军队和东北义勇军，迅速得到各地读者的响应，捐款共达17万多元。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袭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刊登“上海血战抗日画报”，并出版“紧急号外”、“紧急临时增刊”，及时报导战况，鼓舞军民抗日斗志。同时发起为慰劳十九路军抗日而进行的捐款。

1932年春，韬奋与胡愈之、戈公振、李公朴、杜重远、毕云程等发起，由读者集资创办《生活日报》，公开登报招股，得到了全国广大读者的热烈赞助，几个月内，便征集到股金万元。国民党政府不准该报登记。韬奋鉴于《生活》周刊所受的迫害，“日报即令勉强出版，亦难为民喉舌”，忍痛宣告停办，将股款照数归还。

1933年，韬奋奋笔疾书，撰文抨击主张投降日本帝国主义的胡适，无情揭穿国民党反动派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政策。同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国民党反动派阴谋暗杀韬奋。7月，韬奋被迫流亡海外，在欧美寻求真理，并到苏、英、美、法、德、意等国考察，进一步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只有在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获救，而且也必朝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走去”。

1935年8月，韬奋回到上海，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救亡运动，直面批驳国民党的卖国行径;12月，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成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韬奋先后被选为执行委员。

1936年春，国民党派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和特务头子让健群对韬奋进行谈话威胁，接着蒋介石授意上海帮会头子杜月笙约韬奋去南京面谈，韬奋表示“……既参加救亡运动，必尽力站在最前线，个人生死早置度外……”。为了免遭国民党的进一步迫害，韬奋被迫去香港，《生活日报》在香港出版。同年五六月，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的刘少奇同志以“莫文华”的笔名，先后给韬奋写了两封长信，表达了对《生活日报》的肯定和希望，韬奋把两封信全文刊登在《生活日报星期增刊》上，表示接受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同时提出“人民阵线”这个名称容易令人误解，不如用“民族联合阵线”来得清楚。

1936年11月，韬奋在上海与沈钧儒、李公朴、沙千里、章乃器、王造时、史良等一道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就是名震中外的“七君子事件”。在狱中，在法庭，韬奋大义凛然，不为反动派的威逼利诱所屈服。同时，韬奋在狱中还坚持勤奋的读书和写作，《经历》一书是他写的自传，记述了他从事文化事业的经过和思想变化的过程。《萍踪忆语》也是狱中写的，记述了他考察美国的观感。1937年7月31日，韬奋等人获释出狱。8月韬奋参加了生活书店出版的《国民》周刊编辑工作。8月13日，日本侵略上海，8月19日，韬奋出版了《抗战》三日刊。上海沦陷，韬奋被迫去香港，后经广州转往武汉，继续主编了《抗战》和《全民》周刊，后改为《全民抗战》，发行数达30万份。

抗战初期，韬奋以救国会领导成员身份，被聘为国民参政员。1938年10月，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韬奋提出《撤消国书杂志原稿审查办法以充分反映舆论及保障出版的自由》案，得到70多位参政员联合署名，获大会通过。

1939年，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对韬奋和生活书店也进行严重迫害。国民党采取引诱、软硬兼施等办法，企图协迫韬奋加入国民党，将生活书店也由官办的中正书局兼并，扬言威胁“如不合并，即刻消灭”，遭到韬奋的严词拒绝。1941年初，韬奋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的职务，再次去香港，恢复出版了《大众生活》周刊，韬奋任主编。5月29日，韬奋与救国会留港代表茅盾、金仲华等人联名发表《我们对于国事的态度和主张》，表示“对阴谋出卖国家，破坏抗战之恶势力，则一息尚存，誓当与之奋斗到底”。并推动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韬奋撰写了近20万字的《抗战以来》的长文和不少政论文章，后来编成《对反民主的抗争》一书出版。

1941年12月，香港沦陷。次年1月，国民党密令缉捕韬奋，派特务多方搜索，韬奋在中共党组织的保护下，由广东抗日游击区转到广车梅县隐居，化名“李尚清”。1942年9月，广东党组织派专人护送韬奋到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2年底，韬奋耳疾恶化。1943年2月，新四军军部派专人护送韬奋回沪治病，经医生会诊检查，确诊为癌症。1944年春，韬奋病情已十分沉重，但还在病床上坚持写《患难余生记》，因病情转剧，《患难余生记》只写了三章，还有第四章未写完，近5万多字。

1944年7月24日7点20分，韬奋在上海逝世，终年49岁。1944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电唁邹韬奋家属，接受韬奋生前的入党要求，追认韬奋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44年11月15日，毛泽东同志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就是邹韬奋先生的精神，这就是他之所以感动人的地方”。1949年7月周恩来同志题词：“邹韬奋同志经历的道路，是中国知识分子走向进步走向革命的道路”。对于韬奋的一生光辉业绩和伟大精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给予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胜利后，韬奋灵柩安葬在上海虹口桥公墓。1967年，韬奋墓迁葬于上海龙华革命公墓。1956年经周恩来总理批准，在上海重庆南路万宜坊53号建立了韬奋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