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莒南县大店镇是历史文化名镇，从明万历年间到清末，这里共出了2个进士，20个举人。家族资产的雄厚，使之建起了众多的地主庄园，有72堂号之称。1941年，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的115师在罗荣桓的率领下，从山西挺进山东，长期驻扎大店，作为军政要枢办公处，八路军115师司令部、山东军区、省战动会鲁东南特委都曾长期驻扎在这里。大店一度成为当时山东党政军指挥中心，被称为山东的“小延安”。那时候对大店镇的群众来说，后来闻名全国的革命家罗荣桓、朱瑞、肖华、陈光、谷牧、黎玉的身影，就像普通街坊邻居那样寻常。

作为当年山东的红色首都，罗荣桓等革命家在这里指挥115师主力部队与日、伪军作战达3年之久，上万次之多，为争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这里到处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然而置身当年的红色首都，同样让我们感兴趣的是：除了当年那些英雄故事外，红色根据地的人们，在当时过的是怎样的一种生活呢?

生活在“小延安”的年轻妇女们，当时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内容是上识字班和站岗放哨!

识字班，是地地道道从大店镇传播到整个山东解放区的。大店九村的庄乾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女，是村里识字班的班长。她回忆说，每天正午12点，她的哨子一吹，村里六七十名年轻妇女，立刻就会聚到村头，一同上课。当时的老师，是一名《大众日报》的编辑——一位20多岁、姓赵的年轻人，五冬六夏经常只穿一件黑色的旧夹袄。而当时的许多青年妇女们，都是像庄乾和一样从识字班开始，逐步接受了新的思想，成为村里的积极分子。

除了上识字班，村里妇女另一项革命活动，就是站岗放哨。80多岁的王玉香，当年只有17岁，是抗日妇救会中的一员。30里外的赵家岭、汤头、黑云岭等村庄，都是鬼子和汉奸的据点。虽彼此底细不明，但双方平时都是彼此观察，互相提防。晚间，通常是精壮的年轻武工队员在村头山上巡逻放哨。而到了白天，这一任务就落到了儿童团和妇救会身上。王玉香现在还清楚记得，站岗时，常常远远地看到前来侦察的汉奸。一次，敌人来犯时，王玉香因为站岗耽误了撤退的时机。等她和母亲慌不择路地跑到山沟时，发现正误闯进我们武工队与敌人交火的战场中间，经历千难万险才躲过一劫。

而当时的小伙子全都参加了武工队，拿着顶上了火的长枪，四处巡逻。六村的季长祥，就是当时村里的民兵队伍中的一员。但这样的工作，更多的是一种维持治安的性质。每次敌人来了，远远开枪过去，把敌人打得不敢露头就算胜利完成了任务。至于打死鬼子，在民兵队伍中是很难得的。

这些普通的乡亲当真正的考验到来时，他们也绝不缺乏惊人的毅力和壮举。有一次鬼子扫荡，抓住武工队成员和掩护的老乡，逼迫他们在烙煎饼的鏊子上光着脚走，一直到烙死为止。可红色首都的群众，却是宁可死也没有投降敌人的。接下来的一场战斗中，两个八路军战士被敌人追击，一个跑到了一位李姓的佃户家中，另一位跑到村中妇女庄会计家中。李姓佃户家中正放着一口棺材，立即将战士藏到里面;庄会计则一把扯下自己傻儿子的衣服，套到战士身上，并让战士躺在床上装作得了传染性极强的伤寒。“瘟疫”很快将敌人吓出了门，但那口棺材却让敌人颇为怀疑。几个日本兵在棺材上连扎了几刺刀，眼看就要将棺材扎透。而李姓的佃户，却硬是在不动声色中硬捱过了这艰难的考验。

对人民潜移默化影响深远的，正是红色首都这种日常的教育和生活。在这里的渊子崖村，曾经发生了一场农民自发组织，规模虽不是最大，但可称最悲壮、最具民族不屈精神的浴血保卫战：这个村在鬼子前来收捐收粮时，全村奋起抵抗，这些普通的村民竟然在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军人的拼杀中，以242人的牺牲，使敌人付出了100多人死亡的代价。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鱼水情。抗战时期，在山东莒南县大店镇长期驻扎的115师师部与当地的群众拧成了一根绳，结成了一家亲。他们在战斗间隙，经常帮助村子里的老乡们干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在村边的大柳树下，我们经常可以看到部队中的小八路为驻地老乡补鞋的身影;在井台边，我们又能看到可爱的八路军战士肩挑水桶为乡亲挑水的动人情景;一件件动人的往事让乡亲们说起来是那么的自如。2002年3月，魏国英馆长等到莒南参观时，庄建福口中说着八路军的好，拿出了在一次反“扫荡”中115师师部撤离时，一位战士存放在他家的这件钉鞋拐子，眼中是那么的不舍与留恋，一个小小的钉鞋拐子，却饱含了当地群众与八路军的鱼水深情，它成为抗战时期“军民鱼水一家亲”的有力见证。这件钉鞋拐子现陈展于八路军抗战史陈列馆的第3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