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南银行行徽:纵3.3cm,横3cm,铜质。盾形,周围双凸线框边,孔雀蓝填色,中间金色圆圈内双钩金色线填深烤蓝色英文字母:“CHB”,圈上下分别为“晋冀鲁豫边区”和“冀南银行”楷书金色阳文。
抗日战争爆发后,八路军129师挺进晋东南,并以太行山为依托,逐步向冀鲁豫平原进发。随着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在冀东南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冀南行政主任公署。为发展根据地经济,保证军需民用,支援革命战争,创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解放区银行——冀南银行。
冀南银行于1939年10月15日在山西黎城县小寨村成立,1939年12月迁到河北涉县索堡镇(现镇政府所在地),1945年冬总行由涉县索堡迁到武安县城,1948年11月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冀南银行在涉县历时6年,与涉县人民同甘共苦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共同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1938年至1939年初,侵华日军占领了华北大部分城市,控制了铁路、公路交通干线,对抗日根据地实行严密的封锁和疯狂的“扫荡”。国民党政府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采取多方面限制,断绝供给,致使太行、冀南根据地遭受严重破坏,日伪货币和地方杂钞泛滥,物价飞涨,边区财政经济处于严重的困难境地。
1937年8月,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带领八路军总部和129师挺进抗日前线,进驻太行山区,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工作团与地方党组织相结合,发展各种群众组织和游击队,分散到广大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129师教导团以孙继先为队长、胥光义为政委的挺进队从山西辽县出发越过平汉铁路进驻隆平县。1938年3月19日,129师政治处主任宋任穷率骑兵团由冀西石城到达冀南,与东进纵队陈再道会合,打通了冀南与太行之间的联系。1938年8月20日改组冀南军政委员会为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选举杨秀峰、宋任穷为正副主任。从此,冀南抗日政权走向了初步统一。
1938年9月,冀南行政主任公署设立冀南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筹划组织和领导冀南地区经济斗争与经济建设事宜。10月,毛主席及时发表了重要文章《论新阶段》,指出:“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丧失之后,国家财政经济必大显困难,没有新有有效的办法,便无以度过战争的难关……因此,全民族的第九个任务,在于实行一种新的战时财政经济政策。主要事项如:……第七,有计划地与敌人发行伪币及破坏法币的政府作斗争,允许被割断区域设立地方银行,发行地方纸币。”1939年6月冀南银行总行在山西黎城西井村筹备。负责具体筹建工作的129师供给部部长徐林同志。当时着手进行的工作是:1、印刷纸币;2、筹划账簿;3、培训业务人员。这3项任务,最难的主要是印制钞票和培训业务人员。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既无设备又无现成的业务人才,一切须从头开始。印制钞票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如石印设备、油墨和纸张等,除集中所辖区内的印刷力量外,还通过地下工作人员及与我们有联系的商人从敌占区采购回来。技术人员最初只有两人,一个是从邢台请来的技师张裕民,另一个是抽调的红军战士学徒工刘炳如。机器设备先后集中了冀南报社、太行胜利报社、太南报社、正定银行的印刷机,以及远在山东的范筑先纵队4支队的冲锋报社和后来的太岳新华印刷厂的机器。这样,经过两个月的努力,先后在石镇、小寨、窑门口、西村、南陌、看后等村建立起了4个印刷厂、两个铅印所,成为冀南银行的主要印刷机构。银行业务人员,主要是通过冀南财经学校培训和选调一部分从事过经济工作的地方干部作为骨干,如杨介民、胡景云、李绍禹、李凌霄、范惠、王仲伯、陈嵘等。
钞票是一种特殊的印刷品,在印刷技术和质量上要求特别严格。印刷厂的技师和工人边学边干,严格设计,精心印刷,做到一丝不苟,精益求精。先后印刷与发行了10枚面额不同的铜元券,以及壹角至伍角、壹元至伍元、拾元至伍拾元、贰佰伍拾元、伍佰元、壹仟元、贰仟元和本币贰佰元、伍佰元、壹仟元等,共计56种。
1939年9月,冀南银行的组建与印刷钞票等各项工作基本就绪后,冀南行政主任专署以财字17号通告成立冀南银行,并发行冀钞。同时向边区人民及各专署、各抗日民主县政府颁发了关于成立冀南银行的布告及发行冀钞的宣传纲要。10月15日冀南银行在黎城县小寨村宣告成立。冀南银行在太行区的机构由小寨村迁驻山西黎城西井镇,属八路军总部供给部领导,称路西行(以平汉路为界)。在冀南区的机构设在垂阳,由冀南行政主任公署领导,称路东行。为了对外的需要,东西两行都称为冀南银行总行。冀南银行主任行长高捷成、政委熊光炳、政治处主任陈希愈;内设总务部、会计部、发行部、业务部。冀南路东行经理由当时冀南军区后勤部长赖勤兼任,胡景云任副经理。冀南银行太行总行最早设立的业务机构是晋东南办事处,主任杨介民,地址设在辽县清泉村。1942年5月反“扫荡”以后,冀南银行总行由山西黎城西井镇迁到涉县索堡镇。内部组织改为营业、发行两大部。下调5所、1厂,均在涉县境内。1所驻悬钟村,2所驻常乐村,3所驻东辽城村,4所驻西安居村,5所驻旮旯铺村。印刷厂驻悬钟和茅岭底村。
1940年5月,冀南抗日根据地设立县银行机构,部分县建立办事处。6月,冀鲁豫办事处在该区内黄县城成立。8月,路东行机构首先开始代理政府金库,推行正规的财经制度,行署及各分区以下均由银行兼办,账目分立。
为了密切山地与平原之间的配合关系,加强对敌斗争力量,经冀南行政主任公署协议,决定建立行政上的统一领导机关——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简称“冀太联办”。联办成立后,冀南银行即划归联办直接领导。10月,太行地区冀南银行也开始兼办政府金库工作。
1941年2月,冀太联办颁发布告,统一货币,巩固金融。太岳区设立银行机构,发放商业贷款,繁荣市场。3月,太行区决定设立县银行机构。同年9月15日,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开幕,冀太联办主任杨秀峰在报告中指出:“国民党顽固派石友三在冀南所做的种种罪恶之一是破坏冀南银行新钞,不顾抗战利益,不顾人民生活,滥行撕毁没收,并发出‘使用冀南银行钞票就地枪决’的布告。”报告中还说:“整顿了上党票、各区小票、各县流通券及杂票,实际的巩固了冀钞,安定了金融。保护了法币,打击敌伪钞,收到了相当效果,冀钞市场一年来是扩大了。”1941年日军一方面疯狂地向华北根据地发起连续进攻,一方面实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加紧掠夺根据地的行重要物资。为粉碎日军的阴谋,根据地加强了对敌占区特效的进出口管理和外汇管理,严格了进出口审批制和汇结制。
在日军频繁“扫荡”中,冀南银行的职工一手拿枪,一手持账,白天工作,夜间行军,跟随部队与日军周旋。账款平常都由马驮着,敌情紧张时职工则随身挎着背着。群众称冀南银行是“马背银行”、“挎包银行”。印刷厂、所的职工更加艰辛。他们在山洞、沟壑、地窖里,利用战争间隙坚持生产,遇到敌情就坚壁清野,迅速转移。沉重的石印机拆了装,装了拆,甚为辛苦。群众把印刷厂分散“游击生产”称为“二道沟,三道梁”。不少干部职工为保卫机器设备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1942年至1943年,太行区又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大部分地区农业收成只有二至三成,少数地区颗粒无收,灾民达2551万余人。冀南银行的干部职工响应毛主席发出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生产,保障供给”的伟大号召,大力开展节约度荒和大生产运动。他们节衣缩食,以菜代粮,把伙食标准降到最低水平。组成生产开荒队伍,到偏城县的深山沟开荒种地,尽力减轻地方负担。同时大力发放贷款,积极支持地方农业生产。
1943年5月14日,日寇“扫荡”太行山,时任总行行长的高捷成同志在反“扫荡”战争紧张之际,奔走于边沿地区部署货币斗争,途经河北省内丘县白鹿角村遭敌袭击,壮烈牺牲,年仅31岁。8月1日冀南银行总行行长由军区后勤部长赖勤接替,并任命陈希愈、胡景云为副行长。
1943年1月15日,总行在总部杨立三副参谋长、赖勤行长领导下开展整风运动。总行全体人员参加,各分行经理、工厂厂长、教导员也集中参加整风运动。广大干部职工通过整风学习,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坚定了必胜的信念,为以后夺取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经过大生产运动和整风学习,根据地军民更加团结坚强,抗战力量进一步扩大。而日军自发动太平洋战争后,兵力更加分散,士气日趋低落。抗战形势由相持阶段向反攻阶段转变。
在这种形势下,根据地的各项建设蓬勃发展,冀钞的需求量随之大幅度增加。太行、鲁西各印刷厂所努力扩大生产量,并自力更生建起了小造纸厂。在机构设置上,根据党中央指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对冀南银行下辖单位作了适当调整:1944年10月,将冀南银行太行区行与工商管理总局合并,双方负责人相互兼职,王兴让任总局局长兼区行行长;赖勤任总局、区行监委;胡景云任总局副局长兼区行副行长。1945年1月,将太岳行政公署所属工商、银行等部门合并成为太岳经济局,由聂真任局长兼行长,张茂甫、李绍孟任副局长、副行长;1944年夏,冀南区和冀鲁豫区合并,统称为冀鲁豫区,冀南区行与鲁西银行合并成为冀鲁豫区行,并与冀鲁豫工商局合署办公,由林海云任局长、行长,韩哲任监委。1945年10月底,冀南区行又与冀鲁豫区行分设。
1945年6月6日,冀南银行第二任行长赖勤因积劳成疾不幸逝世,此后胡景云接任行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历八年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为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冀南银行总行又与太行区行分开设置,鲁西银行与冀南区行合并,鲁西银行钞票和冀南银行钞票等值混合流通,但鲁西银行不再发行新钞。1947年10月15日,冀南银行下属4个区行、26个分行、173个县支行。同年11月12日石家庄解放后,晋冀鲁豫和晋察冀两个大解放区连成一片,经中共中央和华北财办批准,晋察冀边区银行停止发行货币,冀钞继续发行,流通于华北地区,成为华北地区的本位币。
冀南银行从1940年至1948年的8月间,共发行货币1705亿元,用于财政支出883亿元,用于生产贸易款822亿元。1945年冬,总行由涉县索堡迁到武安县城。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置全国人民和平建国的愿望于不顾,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中国革命由此入解放战争时期。在新的形势下,边区政府成立了以杨立三为主任,戎伍胜为副主任,并有各经济、金融部门参加的财经领导小组,实现了边区2000万人口以冀钞为统一本位币的流通市场。冀南银行的工作实行了两大转折:一是将工作重点转向支援全国解放战争。随着冀钞需要量的增加,大大扩充了印刷机构。将晋冀鲁豫各印刷单位组织起来,实行统一领导,建成3个印钞厂和一个大型机器印刷厂,职工增加达千余人。在“一切为前线胜利”的口号下,组织广大职工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立功运动,创造出前所未有的记录。二是总行又于1946年3月由武安县迁到邯郸市,全面展开了城市业务工作。组织领导上,调胡景云任瑞华银行总经理;戎伍胜兼任冀南银行总经理,陈希愈任副总经理。业务方面加强了各项制度建设,开办了各项城市业务,成立了会计学校,培养了一大批会计人才,为进一步接管大城市的金融业务做了各项准备工作。截至1947年,冀南银行共辖4个区行,26个分行,473个县支行,拥有干部职工1000余人,在边区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金融组织体系。
1948年冀南银行与晋察冀边区银行合并为华北银行。至此,冀南银行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本馆在第4展厅展出的这枚“冀南银行行徽”于1939年10月创建初期制作,当时流传于华北抗日根据地。它是抗战当年华北抗日根据地经济蓬勃发展和金融贸易繁荣的见证,也是铭记冀南银行历史功绩的珍贵纪念品。1954年6月人民银行拨交山西省博物院,2005年5月调拨八路军纪念馆。现陈展于八路军抗战史陈列馆第4展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