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东征

红军东征

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国际发展形势和中国将来的发展方向，讨论了转变党的策略方针的必要性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定了红军军事战略的基本原则是：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红军的军事部署和作战行动，应确定地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个基点上。具体步骤是：把红军行动与苏区发展的主要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提出了“抗日反蒋、渡河东征”的口号。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遵照上述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集结到黄河岸边，进行渡河准备。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命令各渡河突击队：“先头绝对隐蔽，乘夜偷渡。”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结束了历时一年之久的战略转移，而将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和民族抗战的出发点放在了大西北。

红军东征将领当时，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紧的急关头，日本导演的“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正紧锣密鼓地进行，华北五省已名存实亡。国民党政府却继续推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正在调动几十万大军对陕北苏区大举进犯，妄图乘中央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消灭之。

陕甘苏区是全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经济落后，交通闭塞，苏区的巩固与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而这时的中央红军减员极大，装备极差，亟需扩红筹款，休整补充。陕甘苏区，不仅无法解决红军的燃眉之急，也难以供养大批部队和机关。

瓦窑堡会仪后，陕北军民开始紧张的准备工作。首先将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合并整编为红一方面军，到陕北前的毛泽东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叶剑英。下辖红15军团(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政委聂荣臻)，共1.3万余人。其次，将陕北安定第一纵队、宜川独立营、清涧二支队等地方武装，分别整编、扩充，组建为红28军、红29军及“黄河游击师”(即红30军)。各级苏维埃政府发动群众，大力扩大红军，短短一个多月时间，即扩军3000余人。

为保证东征主力的军需供给，由周恩来兼任后方办事处主任。他对东征部队的编制、干部配备、兵站和医院的设置、被服军鞋的供给及渡河舟船和民工征调都作了周密的安排。

1936年1月15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签发了“关于红军东进抗日及讨伐卖国贼阎锡山的命令”，命令“主力红军即刻出发，打到山西去”。遵照上述命令，各路东征部队迅速隐蔽地集结到黄河岸边，进行渡河准备。1月31日，毛泽东来到延长县城，主持召开军事会议，全面检查了东征的各项准备工作，研究和部署了东征的行动路线，正式组建了"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由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分别兼任总政委、总指挥、总参谋长。将红28军、红1军团、红15军团分为左、中、右3路大军，各自选定渡河突破口，待命东征。黄河游击师随同主力出征，负责保持主力红军与后方的交通联络，红29军则担任后方留守。

当时，黄河天险为晋军严密封锁。在北起河曲、保德，南到永和、大宁近千里的黄河沿线，修筑高碉、暗堡一千余个，每碉驻兵一班或两班，重要渡口驻兵一排以上，各碉之间距离以火力能够互相交叉为准，河防一线总兵力达四个独立旅之多，由正太护路军军长孙楚统一指挥。濒临黄河东岸各重要城镇，如三交、碛口、孟门、军渡、中阳、石楼等地，亦驻有重兵，构成阻抗红军向纵深发展的第二防线，并可随时应援沿河各个渡口。为弥补第一、第二道防线之不足，又依托吕梁山区的山隘要道，在中阳县关上村、隰县水头镇，分遣两个独立旅进行守备，构成阻击第三道防线。为弥补主力部队之兵力不足，震慑当地民众，实施其“政治防共”“民众防共”的防范措施，又在沿河各县成立几个地方武装——“防共保卫团”，并依托地形划分为6个防区，严厉镇压当地民众和同情抗日的革命人士，致使不少到山西走亲戚、访朋友的无辜百姓和小商小贩，残遭杀害。短短数十天中，晋西沿河各县被杀害的民众达百余人之多。

阎锡山的倒行逆施，不仅没有吓倒素有革命传统的山西人民，反而激发了山西人民企盼红军东渡黄河的强烈愿望。在山西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不少民众冒着生命危险，侦察敌情，传递情报，运送枪支弹药，张贴标语、传单。一些热血青年还偷偷渡过黄河，参加了红军。

1936年2月17日，毛泽东签发东征宣言，东征红军进入临战状态。2月20日，正式下达渡河命令，命令各渡

红军突破黄河天险后，即分兵数路，长驱东进：一路进占义牒，围攻石楼；一路攻克留誉，进逼中阳；一路沿河北上，进袭柳林。

阎锡山闻讯，大为惊恐。急调驻守汾阳、孝义的周原健独二旅驰援中阳；电令驻守隰县的203旅增援石楼。2月25日，当独二旅进至中阳县关上村、刘家坪时，陷入红1军团的包围圈中。经一夜激战，号称“满天飞”的独二旅三千余人全部就歼。增援石楼的203旅一营晋军，也在隰县西北的蓬门，遭到红15军团迎头痛击，敌营长以下官兵二百余人当场被俘。

关上、蓬门大捷，红军击溃了晋军在吕梁山区设置的“中间阻碍地带”，取得了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战略地位，红军两大主力在大麦郊地区会师。毛泽东、彭德怀等红军领导人也随同到达，指挥红军主力，准备东进兑九峪，穿过同蒲路，开赴河北抗日前线。

为遏止红军大举东进的势头，阎锡山急调两个纵队共8个旅的兵力，集结于汾阳、孝义、隰县地区，准备在孝义以西的兑九峪地区与红军主力决战。同时又严令同蒲路沿线晋军加强防守，日夜巡逻，将东征红军围堵于同蒲路以西的吕梁山区。

3月6日至8日，毛泽东在红军东征总部驻地——孝义县大麦郊（今属交口县）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红军东渡以来的形势，调整了作战部署。决定：“第一期以经营山西为基本战略方针”；要坚决贯彻“以发展求巩固的原则。目前是普遍摧毁反动基础，普遍发动群众，猛烈扩大红军，各个消灭敌人。”会议具体讨论了兑九峪战斗的部署，决定集中优势兵力，在兑九峪一带重创阎军，扫清东进抗日的道路。

3月8日作战命令正式下达：红15军团主力75师、78师作为右翼，集结于兑九峪东南的鱼湾、仲家山一带；红1军主力作为左翼，布防兑九峪西北的碾头、南阳一线；红1师及总部特务团展开于兑九峪正面的阳泉曲、柳湾等地；15军团的81师及黄河游击师则分布于主力红军的左、右两侧，掩护主力安全，迎击增援之敌。从而在长达20里的兑九峪谷地布下了一个三面埋伏的袋形阵地，静候敌军自投罗网。3月9日，晋军左翼杨效欧部第二纵队首先向兑九峪以西之大麦郊、阳泉曲推进。晋军右翼李生达第三纵队协同动作，经三泉镇进至下堡、杏野一带，其先头部队201旅连夜进占原庄、罗巴沟一带山头阵地，准备于拂晓时分配合杨效欧部发动突然袭击。3月10日清晨5时，正当晋军生火做饭，准备出发之际，红军主力突然从左、中、右三面发起攻击，同时派出快速骑兵向两翼包抄，试图切断晋军李、杨两部的联系，分割包抄，各个歼灭。晋军各部仓促应战，负隅顽抗，十余架轰炸机也飞临兑九峪上空，狂轰滥炸，轮番助战。由于红军攻势猛烈，晋军渐渐不支。阎锡山急调王靖国总预队两个团从太原乘车赶来增援。同时又命令进据中阳关上村一带的孙楚第四纵队，及驻守隰县的杨澄源第一纵队，向红军侧翼进击，威胁红军后路。晋军总兵力达3个纵队，15个团之多。两军从日出打到午后，一直处于对峙状态，几十里长的山沟里，到处硝烟弥漫，杀声震天，战况十分激烈。

由于红军过河不久，没有根据地依托，加之地形不利，武器装备较弱，要一口吃掉这么多敌人确有困难，于是毛泽东和彭总当机立断，命令红军撤出战斗。为保存实力，阎锡山也于当晚命令部队撤出兑九峪地区，放弃捕捉红军主力进行决战的计划，将晋军主力集结布防于汾阳、孝义、灵石、介休一带，沿同蒲路和汾河堡垒线严密设防，防堵红军东进北上，等待南京中央援军的到来。

兑九峪战斗之后，红军两大主力撤至大麦郊地区进行休整，伺机东进。然而此时蒋介石应阎锡山的请求，从洛阳、徐州、武汉等地抽调七个师的兵力，兵分三路，入晋增援，阎锡山也积极调兵遣将，企图配合中央援晋大军将东征红军围困于晋西一隅的吕梁山区。

针对这种情势，红军总指挥部于3月12日在孝义县郭家掌（今属交口县）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兵分三路，迅速东进、南下，发动群众，扩大筹款，创立河东革命根据地，积蓄抗日力量。具体的行动方案是：毛泽东和叶剑英率总部特务团和红30军作为中路军，继续转战于晋西；红15军团挥师北上，直捣太原，以牵制调动晋军主力，相机挺进绥远、察哈尔抗日前线；红1军团则南下河东，发动群众，扩红筹款，相机分兵上党，挺进河北抗日前线。

3月16日，15军团率先行动，围攻灵石县城，作出了包抄汾、孝之敌，突破同蒲路的态势，掩护1军团向南行动。1军团也于16日开始动作，以急行军进逼同蒲铁路，于3月18日攻占南同蒲线枢纽——南关车站，将同蒲路拦腰斩断，而后星夜兼程，长驱南南，包围洪洞、赵城，奔袭临汾，于4月1日攻占了襄陵县站。之后，红1军团又兵分三路继续南下：红4师活动于汾河、同蒲路以东之古县、安泽、浮山一带，先头进入沁水、高平境内；红2师沿汾河西岸进抵新绛、侯马，而后挥师西进，直趋乡宁、大宁；红1师及军团直属机关居中策应，积极活动于霍县、洪洞、汾城地区。整个河东大地，北起霍县，南到侯马，除同蒲路沿线的几个孤立据点外，广大乡村都布满了红军。红军所到之处大力发动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积极筹款扩红。从3月中旬到4月底，短短一个多月即筹款40万元，扩红7000余人，组织地方游击队20多支，创立了20多个乡、村苏维埃政权，播下了抗日的革命火种。

在红1军团转战晋南的同时，红15军团也穿越同蒲铁路，突破汾河堡垒防线，转战汾阳、孝义，围困交城、文水，先头骑兵连抵达晋祠、小店，威胁省城太原，迫使阎锡山将李生达、杨效欧所部晋军主力由晋西南撤回，保卫太原，围堵红15军团，从而有力地配合了晋南、晋西红军的战略行动。3月下旬，15军团由交城县岔口挥师西向，转战于古交、楼烦、静乐、岚县、兴县、岢岚，发动群众打土豪，斗地主，开粮仓，分官盐，扩红筹款，创立苏维埃政权，把一向号称“白地”的晋西北地区闹了个天翻地覆。

这时，红28军奉中央军委命令，在兴县罗峪口渡过黄河，进至晋西北地区，与红15军在临县白文镇会师。为配合南线红军的战略行动，把晋军主力牵制在晋西北地区，红15军团和红28军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在临县、方山、离石、中阳二带的吕梁山区与晋军兜开了圈子，先后在曹家坡、白文镇、峪口、圪洞、金罗等地重创尾追之敌，并于中阳县大石头村战斗中俘获晋军392团团长郭登赢及其以下官兵四百余人。4月下旬，红15军团经大麦郊、双池镇进至隰县蓬门，与转战晋西的红军总部会师。红15军团自3月18日挥师北上，到4月下旬返回蓬门，历时一个多月，行程一千余里，转战于晋中平原及晋西北吕粱山区的二十余县，不仅有力地牵制了晋军主力，配合了南线红军的战略行动，掩护了红 28军的渡河战斗，而且在晋中、晋西北广大地区宣传发动群众，积极筹款扩红，为而后八路军东渡抗日、创立晋西北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红28军则于4月12日奉总部命令，自金罗镇分兵向离石以南黄河沿岸挺进，相机夺占黄河渡口，打通与陕北苏区的联系，保证东征主力背靠苏区。4月13日，红28军进占中阳留誉以东的党家寨等地，向晋军重兵把守的三交镇发起攻击。由于三交镇紧扼秦、晋二省的交通要道，为黄河天险的重要渡口，故两军争夺十分激烈。军长刘志丹冒着枪林弹雨，进至距敌军阵地不足300米处直接指挥，不幸被敌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

当东征红军转战河东之际，入晋增援的国民党中央大军沿同蒲线和正太路进入山西，总指挥陈诚坐镇太原，与阎锡山共商“剿匪”大计。驻守于洛阳、潼关及关中一带的国民党部队也加紧对陕甘苏区的围攻，并沿河北上，封锁黄河渡口，包抄红军后路，企图将红军主力围歼于黄河东岸的吕梁山区。

为避免大规模内战的爆发，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爱国力量，扩大统一战线，积蓄抗日力量，中共中央先后派遣周恩来、李克农前往洛川和延安，与东北军爱国将领张学良秘密会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协议。同时又利用蒋、阎矛盾，通过多种渠道，对阎锡山作了大量统战工作。在此情势下，中共中央于4月13日至15日在永和县赵家沟召开军事会议，作出了“逼蒋抗日、回师西渡”的战略决策。

遵照赵家沟会议的决议，红1军团和红15军团从4月下旬逐步转移到黄河岸边。5月1日至5月5日，红军主力和总部人员先后从延水关、永和关、清水关、铁罗关一带渡过黄河，返回陕北。5月5日，毛泽东率红军总部回到陕西杨家圪台，签发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

5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在延川县太相寺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由毛泽东作报告，对东征胜利的意义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打了胜仗，唤起了民众，筹备了财物，扩大了红军。5月21日，毛泽东、周恩来率领红军总部回到瓦窑堡，历时117天的渡河东征胜利结束。

红军东征攻占山西祁县

红军东征强攻山西襄陵城

红军东征时的哨兵

参加直罗镇战役的红一方面军机枪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