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摄影家、我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奠基人沙飞

      沙飞 (1912年5月5日——1950年3月4日)，原名司徒传，广东开平人，生于广州一个药商家里。幼年就读于广州，1936年考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画系。1936年10月拍摄发表鲁迅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及其葬礼的摄影作品，引起广泛震动。
      沙飞是我国著名摄影家，同时也是我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奠基人。

      沙飞1936年12月和1937年6月，分别在广州和桂林举办个人影展。抗战爆发后担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并赴八路军115师采访刚刚结束的“平型关大捷”。1937年10月参加八路军。先后担任晋察冀军区新闻摄影科科长、《晋察冀画报》社主任、《华北画报》社主任等职。

       1950年3月因患“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在石家庄和平医院枪杀为其治病的日本医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处其死刑，被枪决，终年38岁。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沙飞的家属对该案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再审。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数年调查，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其行为不能自控。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判决。

       1950年3月4日，摄影家沙飞，在石家庄告别人世时，带走的唯一东西，就是他在1936年10月拍摄的鲁迅生前最后的留影及其葬礼的十几张照片底片。

      沙飞在广州度过了童年、少年时代。他高小毕业后考入广东省无线电学校，同时还考入广州育才英文学校。他喜欢文学，爱读鲁迅的小说、郭沫若的诗。1926年沙飞在无线电学校毕业，时年14岁。北伐前夜的广州，掀起反帝爱国热潮。少年沙飞深受影响，有了爱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有了对社会的责任感。他毅然从军，在北伐军中当电台报务员，他随军先后去了上海、宁波、济南、北京等地；北伐胜利后，他在广西梧州军用电台驻扎了3年。5年的军旅生涯，锻炼了他的体魄，磨炼了他的意志，开阔了他的眼界。

       1932年初，20岁的沙飞到汕头电台当特级报务员，月薪150大洋。他工作安稳、收入高，业余时间喜欢看文学作品，他把能买到的鲁迅的书全看完了。他读得越多，对社会、对人生理解得越深刻。他思想活跃、敏锐，是个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与电台同事王辉相知、相恋到结合。他对她说，我将来要像鲁迅一样当文学家，对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也要呐喊；我喜欢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山陀尔的“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首诗。是鲁迅第一个把裴多菲介绍到中国。

       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沙飞见到鲁迅先生并为之拍摄。10月28日广州《民国日报》发表沙飞的文章《鲁迅先生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上海通讯：他首先提及当时政府对木刻展的监视：“可是开幕不久，来了两个包探诸般刁难。第二天，又来了两个浪人，在会场中座谈了好一会，鬼鬼祟祟的使全场空气异常紧张。”……又非常高兴地提及参观者的支持，包括鹿地亘他的夫人池田幸子，孟十还和赵家壁等人，最让他高兴的当然是鲁迅的亲临：“……最后的一天——十月八日，十二时半，我去食客饭，饭后赶回会场，不料鲁迅先生早已到了。他自今夏病过后，现在还未恢复，瘦得颇可以，可是他却十分兴奋地，很快乐地批评作品的好坏。他活像一位母亲，年青的木刻作家把他包围起来，细听他的话。我也快乐极了，乘机偷偷地拍了一个照片。

       不久，那个女记者和两位美国人一同来选画，她早已认得鲁迅的，一见面就很亲热地握手，然后再坐下来谈话，这时我又焦急起来了，站到他们的对方又偷摄了这一幕，因为是难得的机会啊。鲁迅先生徘徊了好些时才走，给予人们一个极亲的印象。沙飞拍摄后，马上亲自冲洗放大。看到照片，他非常满意。他把自己拍摄的照片寄给鲁迅先生，其中的两张照片背面写了字。一幅写道：“鲁迅先生在第二回全国木刻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另一幅写的是：“（鲁迅先生）十月八日在上海第二回全国木刻流动展览会场中与青年木刻家谈话时之情形。沙飞摄。版权归作者保留，稿费请寄上海蒲石路怡安坊五十四号沙飞收。”

       60多年后，周海婴发现了照片背后的字，亲自翻拍并送给笔者。沙飞还给奥地利籍女记者魏璐诗寄了一张她与鲁迅的照片。2003年在南京采访刘平若（笔名曹白），他是沙飞拍摄的“鲁迅与木刻家”组照中唯一健在的人。老人说，“当时我不认识沙飞，不认识在场其他木刻家，不知道有人拍照。鲁迅去世后，我从报刊上见到照片。后来沙飞送我4张照片。”刘平若在纪念鲁迅逝世40周年的画册中《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几幅照片旁，全部亲笔注明“沙飞密拍”。《人民日报》季音先生回忆，他与林夫于1940年在上饶集中营相识，林夫直到1942年被杀害，身上一直带着沙飞拍摄的他与鲁迅及其他木刻家的照片。吴渤（笔名白危）的女儿吴海燕1996年给笔者来信：“对于历史的记忆，来自那栩栩如生的父亲与鲁迅先生的合影，这一张张珍贵的相片伴随我们全家走过风雨半个世纪。即使在父亲被关进‘牛棚’，全家扫地出门的年代，它始终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2003年笔者在上海吴海燕家，看到沙飞60多年前送给她父亲的两张照片，有一张竟然从未见过，据说还有底片，可惜丢失了。

       鲁迅在第二届全国木刻展的照片，刻画出他“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轩昂气质，成为鲁迅留在人们心中永远的肖像。这是沙飞拍摄的第一组新闻照片。他成功了！这组照片奠定了他今后职业的基础。他知道自己选择将摄影作为终生事业的决定是正确的。沙飞的战友石少华曾回忆他说过的话：“我拍鲁迅和青年木刻家谈话的照片，先把谈话的情景拍下来，又从各个角度，拍鲁迅先生的特写。把先生的风度、对年青人的关心等，根据我的感受，用摄影手段表现出来。作为新闻照片，第一幅就够用了，但这机会非常难得，我拍完第一幅后，没有放过这宝贵的历史时刻，继续细心观察，拍摄鲁迅的特写镜头。这是先生最后一次抱病参加活动。假如我不是如此认真地拍摄，一定终身遗憾，也有负于历史。”正当沙飞沉浸在为鲁迅先生拍摄了照片的兴奋之际时，1936年10月19日一早，他得知鲁迅刚刚去世的消息，惊呆了，随即背上照相机，直奔大陆新村鲁迅先生寓所。他默立在先生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然后轻轻打开照相机，连按了几下快门。据力群先生回忆：“30年代我在上海美术、版画界活动时见过沙飞，不太熟。搞木刻展我一直在，认识沙飞就是在那时候，他一开始就参加展览的工作，我们都在一起。当时他穿深颜色西装，打领带，很活跃。10月8日那天我因给‘上海世界语者协会’写标语，不在场。我回到展览会时，新波告诉我，鲁迅先生刚走，我们与先生谈话时，司徒兄给我们拍照了。照片是鲁迅死后不久看到的。沙飞给鹿地亘夫妇和我们拍了照片，可能是他们提议一起照相。鲁迅逝世后，池田把我和曹白接去，我们最早去，我画了4张遗像，我和曹白在的时候沙飞去了。”在鲁迅的灵堂里，摆放着两张遗像：大照片是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于1933年5月拍摄的，小照片是沙飞在鲁迅去世前11天拍摄的。沙飞与专门在灵堂前登记花圈挽联的女作家草明相识。他俩都来自广州、都对鲁迅先生很崇敬，在送别鲁迅的日子里，他们建立了友谊。保存在上海鲁迅纪念馆的鲁迅丧仪《礼物登录腾清》中的一页：“119沙飞照相(照片)二个”。这是他奉献给先生的祭品。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鲁迅葬礼的全过程。沙飞要发表鲁迅的照片，要给自己起一个笔名。他热爱祖国、向往自由，希望像一粒小小的沙子在祖国的天空中自由飞舞。对，就叫沙飞!他把照片投寄给上海、广东各大报刊。《作家》1936年11月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生活星期刊》1936年第1卷第21号和22号、《良友》1936年121期、《中流》1936年11期、《时代画报》1936年11期、《光明》1936年第1卷第10号《哀悼鲁迅先生特辑》《文季月刊》1936年11期等，先后刊登了署名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鲁迅遗容》等照片。有的刊登在封面，有的与司徒乔画的鲁迅的像同期发表。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8日艺术版《悼念鲁迅专刊》刊登沙飞文章的同版，刊有李桦的文章及其木刻《最后的鲁迅先生》和编者志：根据10月8日下午2时在上海全国木刻联合流动展览会场上摄的照片，距离死时只有10天，恐怕是最后的一个遗照。广东开平籍画家罗工柳在《艺术对话录》中曾谈到，他没见过鲁迅，1936年鲁迅先生去世后，他参照沙飞的照片，创作了一幅《鲁迅像》的木刻;该画在北京鲁迅博物馆收藏。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10月29日《哀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拍摄的《鲁迅先生死后遗容》。香港《大众日报》1936年11月10日副刊《大众动向》版《追悼鲁迅先生特刊》刊登了沙飞文章《鲁迅在全国木刻展会场里》。汕头《先声晚报》副刊《海岸线》版1936年11月1日发表了沙飞拍摄的《长眠了的鲁迅》《他正在和青年木刻家说话》两幅照片。沙飞曾对司徒乔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我听人议论，先生是被给他治病的日本医生害死的；乔也听说过。他对妻子也说过此事。鲁迅是被日本医生害死的，成为沙飞心中永远抹不去的阴影。1936年12月3日至5日，沙飞第一次个人摄影展览在广州长堤基督教青年会举行。展出作品114幅，有关鲁迅先生的照片26幅。沙飞于1937年1月初到达广西省会桂林。《桂林日报》1937年1月18日发表沙飞的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我有二只拳头就要抵抗，不怕你有锋利的武器、凶狠与猖狂，我决不再忍辱、退让，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虽然头颅已被你打伤，但我决不像那无耻的、在屠刀下呻吟的牛羊，我要为争取生存而流出最后的一滴热血，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决奋斗到底、誓不妥协、宁愿战死沙场，我没有刀枪，只有二只拳头和一颗自信的心，但是自信心就可以粉碎你所有的力量，我未必会死在沙场的，虽然我愿战死沙场。1937年6月25日至27日，沙飞在桂林初级中学举办第二次个人摄影展览。共100幅作品，其中“纪念鲁迅先生”照片20张。在沙飞影展专刊《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照片下面，有他亲笔写的字：“我们要继续鲁迅先生的对恶势力毫不妥协的伟大精神奋斗到底。沙飞1937年元旦”。影展专刊中有陈望道、千家驹、马宗融、李桦等写的文章。影展时，沙飞把鲁迅的照片标价10万元。广西大学教授千家驹先生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不想卖。先生说，那就写明“非卖品”。他采纳了。沙飞的两次个展都引起轰动。当时有观众留言：“艺术探险”。

        沙飞在桂林举办摄影展览闭幕后第10天，卢沟桥的枪声响了。他知道，在民族危亡的时刻，用照相机记录历史，是摄影记者的使命。《广西日报》1937年8月15日刊登沙飞文章“摄影与救亡”，他写道：……摄影在救亡运动上既是这么重要，摄影作者就应该自觉起来，义不容辞地担负起这重大的任务。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和金钱都用到处理有意义的题材上——将敌人侵略我国的暴行、我们前线将士英勇杀敌的情景以及各地同胞起来参加救亡运动等各种场面反映暴露出来，以激发民族自救的意识。同时并要严密地组织起来，与政府及出版界切实合作，务使多张有意义的照片，能够迅速地呈现在全国同胞的眼前，以达到唤醒同胞共赴国难的目的。这就是我们摄影界当前所应负的使命。随即，沙飞带着鲁迅的照片底片、朋友们捐助的摄影器材，奔赴华北抗日前线。他8月底到达山西省省会太原，任《全民通讯社》摄影记者。

        1937年底，沙飞在河北正式参加八路军。他用照相机拍摄了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打击侵略者的照片；他拍摄了日寇暴行的照片；他拍摄了百团大战、聂荣臻与日本小姑娘的照片；他拍摄了国际反法西斯战士白求恩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日根据地八路军将士、人民生产生活、青年踊跃参军的照片；他拍摄了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活动、国际友人参观与工作的照片；他拍摄了抗战胜利后张家口工厂恢复生产的照片……沙飞用照相机记录了中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壮丽画卷，记录了中华民族的一段历史。1941年5月1日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出版的《抗敌三日刊》，沙飞发表文章《我最后见到鲁迅先生的一天》及照片《鲁迅先生最后的留影》。1948年5月，沙飞因肺结核住石家庄白求恩和平医院，那里有很多留用的日本医护人员。他住院期间，几次对家人说：“日本医生害死了鲁迅，又来害我”。

        1949年12月，沙飞开枪打死了为他治病的日本籍医生津泽胜。1950年3月4日，沙飞在石家庄被华北军区军法处处以极刑。当时，他未满38岁。1986年5月北京军区军事法院经再审查明，沙飞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不应负刑事责任。撤销原判决。在沙飞生命的最后日子里，伴随着他的有白求恩遗赠的照相机、十几本《晋察冀画报》、几张广东音乐的唱片和鲁迅的照片底片。沙飞走后，他的遗物拿到了北京华北画报社（即解放军画报社前身）。他的战友吴群、李遇寅发现没有鲁迅的底片时，立即写信追底片的下落。他们都知道，沙飞对鲁迅底片很珍爱，用防潮纸单独包好每张底片，再把十几张底片放在一个小铁盒里，13年来，他一直把这个小铁盒放在上衣口袋。

        1950年4月5日，负责关押沙飞并执刑的华北军政大学政治部保卫部就鲁迅底片回函：“关于沙飞所摄制之鲁迅先生的底片，来时他要求自己保存，怕给他遗失。当时负责检查的同志认为那是和他的案情无关的东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就交给他了。但最后处决他的时候，由于工作上的疏忽，已忘了这回事，没有给他要过来。可能是在他身上放着埋葬起来了。”沙飞的家人一直不知道他葬在哪里。经过多年寻找，通过知情人了解到，沙飞的棺木经过两次迁移，埋葬在原石家庄殡仪馆后院的墙角。这是大概的位置。鲁迅的照片底片与沙飞生死相随，将近70年。

著名摄影家、我国新闻摄影事业的奠基人沙飞

沙飞

沙飞在战地摄影

沙飞与夫人王辉

左为沙飞

沙飞与石少华

沙飞参加军区组织工作会议

沙飞生病期间战友看望

沙飞和沃渣等人合影

      鲁迅在中华全国木刻第二流动展览会。左起：鲁迅、黄新波、曹白、白危、陈烟桥1936年10月8日在上海八仙桥青年会。沙飞拍摄

沙飞拍摄鲁迅

1939年，白求恩在唐河。沙飞拍摄

1938年，河北涞源浮图峪，八路军战斗在古长城。沙飞拍摄

1942年，沙飞拍摄的抗日前线八路军军号手

沙飞拍摄的八路军为保卫国土、保卫家乡站岗

沙飞拍摄的房顶上阻击日军的八路军

沙飞的老照片

百年沙飞摄影作品捐赠图录

凤凰周刊封面刊登沙飞摄影作品《抗日前线八路军军号手》

沙飞摄影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