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里森·福尔曼是一位中国人民不能忘记的朋友，美国合众社、伦敦泰晤士报的记者。

        1944年夏，美国记者哈里森·福尔曼冲破重重阻碍，从国民党控制下的重庆一路北上，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抗战圣地延安，报道了模范抗日根据地陕甘宁边区及艰苦卓绝、英勇抗日的八路军，写下了轰动中外的《红色中国报道》(此书后来被译为《北行漫记》。
        这部作品被誉为《西行漫记》的姊妹篇。不仅如此，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哈里森·福尔曼是美国著名的探险家、作家和新闻记者。1940年，他作为美国《纽约时报》和伦敦《泰晤士报》英国国家广播公司驻中国记者，再次来到中国。
       1944年夏，福尔曼随外国记者考察团越过国民党军事封锁线，从重庆一路北上，冒险到达延安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福尔曼虽然在当时对中国解放区的论争持中立态度，却以一个记者敏锐的眼光、独特的笔触，记录并整理出大量他在中国北部和西部解放区时的见闻和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的事迹。
       1945年，福尔曼回美国后，立即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中译《北行漫记》《中国解放区印象记》《中国解放区见闻》），受到广泛的关注。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像埃德加·斯诺当年的《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是一部权威性的纪实文献。福尔曼通过亲身经历，感知了一个真实的红色中国，他用饱蘸感情的笔墨，生动形象地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及深刻的政治变革，通过该书告诉全世界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他向世界展示了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他看到“太阳在半荒芜的但是特别吸引人的大地上奏起一曲宁静而欢快、反映乡村和谐的乐章”。
      《中国解放区印象记》介绍了抗战时期延安、陕甘宁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状况和军民团结杀敌的英勇斗争，揭露了日寇的种种暴行，还有许多作者采访国共重要军政人物的描写性叙述。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代序，她在序言中说：“当时许多国家中包括日本、印度和中国自己，已被几百万青年当作游击战的手册。”“给当时研究中国革命的人们开拓了一个新纪元。”该书不仅是外国人眼中中国解放区的真实记录，也是抗日战争史重要的参考资料。

       哈里森·福尔曼是中国人民难以忘记的老朋友，为我们留下大量的难得的珍贵照片（1944年8月到10月）。我们在他的珍贵照片编发时，虽然找不到准确的注脚，但从画面上看，充分反映出了抗日战争时期显现的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永不落败、永不消退的支撑和动力；中华儿女以艰苦顽强卓绝的战斗精神，与日寇进行顽强斗争，在抗日战争时期显现出伟大的民族精神，表现出为爱国主义、团结统一、自强不息、英勇顽强、热爱和平的民族精神。这些民族精神，给抗日战争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全国人民就是在这种强大的民族精神的鼓舞下，在抗击日军侵略的战争中，取得了近百年来中国反对外来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民族精神成为指引抗战胜利的一面鲜艳的旗帜。

1944年福尔曼采访晋绥边区记

孟  红

1944年夏，著名美国记者哈森里·福尔曼等冲破国民党重重阻碍，从重庆一路北上，前往延安访问。随后又与另外两名外国记者赴华北抗日根据地进行战地采访，向全世界真实报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战实况，写下了轰动中外的被誉为《西行漫记》姊妹篇的Report from Red China（即《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此书后来还被译为《北行漫记》）。福尔曼还把自己在1944年8月到10月采访晋绥边区拍摄的照片编辑成书，出版了《西行漫影》画册。

深入抗日前线考察个竟究之欲望如此强烈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共产党和她所领导的军队，刚刚走出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大逆境，继续面临着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困。1940年，在美国《纽约时报》任职的42岁的福尔曼受命来到中国，他自称不是共产主义者，甚至谈不上共产主义同情者。但作为一名资深记者，他并不满足于在山城重庆的大街小巷倾听防空警报和采写一些肤浅的报道，他渴望能到被军事封锁的延安去寻访一番，去破解那些好久以来盘旋于脑际而百思不得其解的众多疑问、了解其中的真相——封锁区里到底是何种模样？共产党真像官方政府描述的那么坏吗？是他们背信弃义进攻中央军了吗？拒绝抗日的是他们？他们是不是同南京傀儡集团相勾结？他们与苏联布尔什维克主义有什么关系？在日本和中央军的双重封锁下，他们是怎样生存下来的？

1944年初夏，在国民党以50万大军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并禁止任何外国记者访问中共所辖区域的情况下，福尔曼等西方记者在克服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争取到了以国民党官方人士为领导、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的权利。尽管国民党当局对他们的采访百般阻挠，甚至检扣他们所发的电讯，福尔曼等仍不屈不挠。在访问过程中，福尔曼不顾记者团领队的坚决反对，单独采访了林祖涵、周扬、叶剑英、彭德怀、贺龙、聂荣臻、陈毅、朱德、毛泽东、周恩来（按书中顺序排列）等共产党领袖。在国民党领队率领全部中国记者和部分外国记者撤离边区返回重庆后，福尔曼与其他几位外国记者坚持多呆了3个多月。期间，福尔曼等冒险东渡黄河，进入晋绥抗日根据地采访，在多个战场上近距离观察了八路军的战斗。在随军采访中，福尔曼还主动拿起武器，亲身抗击日本侵略军。

为了用事实揭露那些专事谣言攻击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的人，福尔曼在《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写道：“八路军及新四军合并起来占全中国对日兵力的1／15弱，不过共产党军队却和45．9%的今日在华的日本军队作战，约近80万的伪军中超过90%的军队作战。在战争的七年中，共产党打了92000次以上的仗。他们曾毙伤了110万的日伪军，俘虏了15万的敌人。缴获物中包括32万支步枪，9000挺机关枪，6000尊大炮及一大堆杂色的军器。55个日本高级军官被击毙，其中除开大佐与少佐以外，包括一个中将与7个少将。在同一时期，共产党死伤超过40万以上，其中包括535个上校职位以上的军官。”

不畏艰险采访晋绥抗日前线获益颇丰

在陕北，中国共产党的党政军高级领导对福尔曼这些意欲了解中国红色区域真相的外国记者都非常配合，都乐意接受他们的专访。可以说，在陕北，福尔曼等耳闻目睹了许多外界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单凭这些材料就可以做出许多令世界震惊的报道。

然而，福尔曼没有满足，而是坚持深入一线，坚持实地采访，到群众中、军队里，到前线去，到情况不明甚至危险复杂的地方去。

8月下旬，福尔曼和《时代》周刊记者爱泼斯坦、路透社记者武道以及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派出的随员，前往敌后晋绥抗日根据地进行实地采访。

在著作《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福尔曼详细记述了晋绥前线的见闻。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话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地作战，八路军有很多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我要将所见到的八路军英勇斗争的事迹，写成文章，拍成照片，告诉全世界人士，争取美国对八路军给以武器的援助，最后将日本法西斯打垮。”

晋绥边区抗日军民听到福尔曼等几位外国记者要来晋西北前线访问，非常高兴。1944年7月20日，晋绥边区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晋西分会等16个民众团体，联名打电报欢迎他们前来敌后参观访问。他们在电报里概述了7年来边区军民在对日军斗争中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揭露了日本强盗惨绝人寰的烧杀罪行之后说：“可是我们这些在敌后建立起来的自由中国国土，却从后面被封锁了，使我们与全国人民隔绝，与全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隔绝，然而我们的心和全国全世界反法西斯的朋友们的心是息息相通的，相信任何铜墙铁壁隔绝不了它。现在果然获悉诸先生从封锁线外来到抗日根据地，并且关注敌后抗战情形，即将光临我晋绥边区，空谷足音，使我们感到无限兴奋欣慰……”

8月13日，福尔曼一行抵达晋绥军区司令部，受到边区各界的热烈欢迎。他们在这里参观了边区各领导机关，参观了抗战日报社等新闻出版、文化教育机关。9月4日，他们离开边区的首府兴县，前往靠近太原的晋绥边区第八军分区参观访问。

当福尔曼等通过马坊封锁线的时候，这个敌人盘踞年多的据点，适于9月6日晨刚被我军攻克，途中见到大批被俘伪军。进入马坊村中，被毁燃烧的敌碉堡仍火光未熄，窗口浓烟四溢，碉堡周围重重的壕沟，层层的铁丝网，各种坚固的工事仍清晰可见。福尔曼等认为，这种复杂的军事设备，证明了敌人对八路军的恐惧。

福尔曼等抵达八分区司令部后连日参观，看到了大批被俘日军和伪军，参观了地雷网保护下的分区医院及兵工厂，并与一批新抓获的日军俘虏进行了谈话。在旅途中，福尔曼等与参观我军前线救护工作的美军观察组军医卡斯堡少校相遇，他们一同于9月14日黄昏进入汾阳边山。当晚宿营于距汾阳城仅20里的村庄。

这个时候，正逢八分区主力部队与游击队夜袭汾阳县城，这是日军在山西的一个重要战略据点。9月15、16两日深夜，福尔曼等和卡斯堡少校登上距离汾阳仅10余里的边山顶峰，眺望英勇的八路军奇袭敌人大营盘、电灯公司，火烧火车站、飞机场、火柴公司等战斗情景。虽然时在深夜，寒气逼人，大家异常振奋，亲眼看见汾阳上空，浓烟滚滚，笼罩全城达两日之久；日军恐慌异常，龟缩在乌龟壳内，不敢出来应战。攻打汾阳的胜利消息传出来以后，边山群众提筐携篮，满盛瓜果肉类，兴高采烈地赶到军队驻地，慰劳英勇的作战部队，热情欢迎远道前来的盟邦友人，这种军民团结的热烈气氛，令福尔曼等深受感动。9月17日拂晓，英勇的抗日军队再次将协和堡敌据点攻克，又有大批俘虏押下阵地，战利品源源运进村庄，福尔曼等异常兴奋。

同八路军相处，福尔曼等曾先后向参战部队发表讲话。

福尔曼深有感触地讲道：“过去有人告诉我们八路军不打仗，现在我们亲眼看见了八路军是作战的；过去有人同我们讲八路军没有伤兵，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是有伤兵的；过去有人给我们讲八路军没捉住俘虏，现在我们看到了八路军捉住了俘虏；在过去有人给我们讲这地方人民害怕并痛恨八路军，现在我们看到了人民是爱护八路军的、拥护八路军的。”

福尔曼等离开八分区后，冒雨前往晋绥边区第三军分区司令部驻地，并从那里前往临县三交镇敌据点附近，参观郭秉旺村的对敌爆炸封锁。在这里，爆炸已经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虽然这个村庄距离三交据点不过10余里，日军碉堡举目在望，但是由于群众已经充分动员起来，这个村庄已经成为敌人难于逾越的堡垒，这给福尔曼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晋绥前线参观时，福尔曼等还曾同边区党、政、军领导同志见面与交谈。在他笔下，对这些领导人的可敬形象都作了真切实在的描绘。

10月2日，福尔曼等同卡斯堡少校一行西渡黄河，离开晋绥解放区前往延安。

为了保护记者团在敌后的安全，福尔曼等在晋西北的活动情况一直保密。直到1944年10月25日，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才系统地报道了他们在晋西北前线的话动，并且发表了社论《送别盟邦记者团诸先生》。赞扬他们在敌后不避艰险，身临火线采访的热情，向他们表示敬意。

此次烽烟四起的华北抗日前线之行，造就了福尔曼诸如《汾阳之战》《进攻娄烦》和《华北的子弟兵》《在日军阵线后方》《爆竹的乡村》《高山上》等报道篇章的出炉，给世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思想认识巨变及至影响深远

福尔曼等美国、英国记者历时5个月对边区的全面采访，使他们对国民党宣传的虚假性厌恶透顶。不等离开延安，他们便感到自己应当做点什么。福尔曼当众表示，他要把所见到的一切，毫无顾忌地告诉全世界。

回到重庆后，福尔曼在给罗斯福总统特使帕特里克·J·赫尔利的一封信中，大大抱怨蒋介石的检查制度使他“有腿不能走路，有口不能说话”，因而要求与赫尔利同机回国。1944年至1945年之交，这位急不可耐的美国记者，回国后在美国出版了《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他告诉美国人民，共产党人已经“在中国创造了一个奇迹——赢得了人民的尊敬和合作。”这本书满足了美国人民了解中共和边区真实情况的愿望。一经面世即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一位美国评论家指出，它像埃德加·斯诺当年的主要著作《西行漫记》一样，打破了长达几年的“装甲封锁”。它被誉为一本权威性的纪实文献。《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一书向美国人民宣告，国民党历时5年的军事和新闻封锁，并未削弱八路军的影响。福尔曼和爱泼斯坦都肯定地指出，他们见到了某种难以置信的东西—— 一个新的更好的中国。而1944年7月1日，《纽约时报》根据记者发回的报道发表评论：“毫无疑义，五年以来，对于外界大部分是神秘的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在对日战争中，是我们有价值的盟友，正当地利用他们，一定会加速胜利。”《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等书籍与报道把延安和敌后根据地的新面貌如实地介绍给世界，这是继斯诺的《西行漫记》之后，西方媒体对中共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政权规模最大的一次报道。

福尔曼在采访中，不仅接触了王震、聂荣臻、朱德、毛泽东、江青、陈毅以及蒋纬国、胡宗南、阎锡山等众多的重要人物，而且将目光投向普普通通的八路军战士、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把共产党领导的边区人民的生产、生活、战斗以及他们因获得解放，享受民主激发起来的高昂斗志，都 一 一 传递给了读者。作者跋涉千里，通过亲身经历和亲眼所见，反映了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及深刻的政治变革。

《来自红色中国的报道》中诸如以下入笔细腻而丰富的细节不胜枚举——“因为缺乏药品的缘故，他们利用很多开水和日光来医疗。手术用具，如开刀用的刀和锯，是在附近兵工厂做的。羊肠做的肠线用以代替猫肠，盐溶液则用作消毒剂。钙质是从磨碎的蛋壳里取得的，柳枝放在醋里煮过，用以代替阿司匹林。烧过的麦皮用布包起来，就算是热水壶的代用物。他们甚至养一些蚕，想得到丝线以供缝合之用。”“愁眉苦脸的虎口余生者，讲述着日本人残暴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妇女的衣服被剥光了，被他们（日军）强奸，然后绑在树上，作枪靶子。婴儿被抛到空中，掉下来，戳刺在枪刺上。把孩子的头几次塞在河面的冰洞里，塞进去，又拉出来，慢慢地把他淹死。”福尔曼不仅把耳闻目睹的最能反映人物个性和神采、事物特色和本质的每一个片段都巧妙地摄录下来，而且对这些细节不着痕迹、耐人寻味地点染。通过捕捉和点染这些细节，深挖其价值，把共产党领袖的相貌特征、作风、个性、人格魅力，红色区域人们尤其是普通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国民党对边区的严密封锁，边区物资尤其是医药物品的严重匮乏，日军的极端残暴和惨无人道……都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为远离那些人物和那个世界的读者，提供了许多令人过目难忘的东西。在这些细节面前，所有的关于这些人物（事物）的谣言和虚言都将不攻自破了。

更有意思的是，福尔曼等的这次陕北之行，原本是在国民党的监视下进行“采风”的，结果边区政府的民主作风，人民的安居乐业，共产党领导人的朴素生活，所有这些都令外国记者觉得惊讶，福尔曼等完全被解放区的成就所感动。原本对政治不感兴趣的福尔曼，后来竟也在随军采访中主动拿起武器，直接成为一名亲身抗击日本侵略军的伟大国际主义战士。

通过这次深入红色中国的考察，福尔曼的思想认识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在书中这样写道：“对于美国人，共产主义一直是恶魔。普通的美国人将勉强地承认俄国人在打纳粹方面，已经尽了很好的任务，但他仍不要和共产主义来往。在考察中国共产党时，那么就有两个问题发生：第一，他们和苏联有着什么关系？第二，这些中国共产党究竟是共产党到什么程度？”

“回答第一个问题，我能说的是这一点：在我五个月和共产党生活在一起的时期中，我没有看到和俄国的丝毫实际关系。没有俄国人的接济——没有大炮、飞机，或配备。没有俄国人的军事及政治顾问。在边区政府的少数几个俄国人，是一个站在手术台边一天经历16个小时的外科医生，及两个由中国政府在护照上正式签字而到来的塔斯社的代表。这两个塔斯社人员，据我所知道，并不发消息到莫斯科去——他们不过是收发定时的新闻稿件，正如今天全世界各处的军事政治中心地带，美国新闻处所发出的消息一样。”

“偶然，我看到马克思与列宁的肖像；但这些像一个革命的过去时期的古物一样。在每一个马克思或列宁肖像之外，我发现几百张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蒋介石的肖像，这四个人的肖像悬挂于各处——于官署中，于商店中，于兵营中，于农民的茅棚中。斯大林的肖像挂在那儿，不是当为共产主义的领袖，而是当为联合国首领之一——联合国反法西斯侵略斗争的一员。”

“这儿是那另一问题的答案：中国共产党不是共产党——根据俄国这一名词的定义是不是的。他们在目前，既不主张也不实行共产主义。在早期时代当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那个党的哲学与实施的指导是对的。但当岁月进展了以后，中国共产党发现劝诱个人主义的中国农民改掉他的作为小块土地的主人的野心，而去相信新流行的集体主义，困难却日在增加中。一再地提出折中方案遂变为必要的，到了今天，中国共产党，并不比我们美国人更具有共产党的性质。我曾和中共主要领袖毛泽东讨论这一点。

1944年，毛泽东和彭德怀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与哈里森·福尔曼在延安

1944年，毛泽东、彭德怀和美军军官合影

毛泽东、彭德怀和美军军官交谈

毛泽东、朱德、博古、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与美军观察组军官及各界群众合影

毛泽东与江青在延安

毛泽东与外国友人在延安

福尔曼镜头下的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