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1913年10月15日-2002年5月24日)祖籍河南省邓州市,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以来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 。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近平之父。 2013年10月15日,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习仲勋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为纪念习仲勋同志,经中央批准,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了《习仲勋文集》《习仲勋纪念文集》《习仲勋画册》。这三种图书近日已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1930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1930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图为两当兵变前的习仲勋
抗战初期负责关中地区的中共关中特委领导同志合影,右三为特委书记习仲勋
1947年初,习仲勋与齐心在延安
1946年,习仲勋在陕北
贺龙和习仲勋
1951年国庆节,习仲勋与张治中、贾拓夫(从左至右)在西北军政委员会举行的阅兵式
1950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女儿桥桥在西安
1959年夏,习仲勋陪同周恩来(右三)在北京密云水库工地上
1961年4月至5月,习仲勋带领中央调查组到河南长葛县进行调查。图为习仲勋与长葛县机关干部合影
1959年5月,习仲勋视察河南焦作的钢铁生产
1959年3月19日至25日,习仲勋随同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朱德(前左二)率领中国党和政府代表团出访匈牙利
1958年,习仲勋和儿子近平、远平在一起
1959年,习仲勋和家人在一起
1960年,习仲勋、齐心夫妇与亲友在北海公园合影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习仲勋被红卫兵从洛阳拉到西安批斗,一年后又被移送北京监护并接受专案组审查,与家人分别长达7年之久。1972年冬,齐心获准带着儿女看望监护中的习仲勋。为了记住这次难得的相见,齐心和子女专程从外地赶回北京,在王府井中国照相馆拍摄了这张照片(当时,齐桥桥在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劳动,习安安在山西运城临猗插队,习近平在陕西延川县梁家河村插队,习远平在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中央党校“五七”中学刚毕业,齐心在河南西华县黄泛区农场中央党校“五七”干校劳动)。前排右起:齐桥桥、齐心、习安安。后排右起:习近平、习远平
习仲勋在机场迎接叶剑英元帅
1975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儿女在洛阳红旗照相馆合影。后排左起:儿子习近平、女儿习安安、女婿吴龙
1978年4月5日,习仲勋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左一至左五为习近平、吴庆彤、宋养初、齐心、屈武,右二至右三为齐桥桥、习远平
1979年6月,习仲勋与许世友隔着车窗比试手劲。左为杨尚昆
1978年,习仲勋与习近平在海南
1978年8月,习仲勋在广东博罗县调研。前排中间站立者为习近平
1980年,习仲勋与叶剑英(左一),聂荣臻(左二)等在广东
1981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合影。左起:习仲勋、方毅、谷牧、杨得志、胡耀邦、万里、姚依林、余秋里、王任重
习仲勋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工作
2000年2月21日,江泽民在深圳看望习仲勋。右一为时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曾庆红
习仲勋与儿子习正宁(左)、习近平(右)在一起
1999年10月,习仲勋与齐心在深圳
2000年10月15日,习仲勋和家人在一起
习仲勋和习近平一家。前排左起:彭丽媛、习明泽、习仲勋,推轮椅者为习近平
1946年,习仲勋(左三)在青化砭前线
1947年秋,习仲勋(前排左四)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单位负责人在绥德
习仲勋向叶剑英汇报广东改革开放情况
习仲勋和霍英东在中山温泉宾馆建设工地视察
习仲勋在工厂调查研究
1980年春,习仲勋和胡耀邦在广州机场
习仲勋与杨尚昆、刘田夫参加广州地区军政座谈会
习仲勋和叶剑英、聂荣臻在广州
1987年1月1日习仲勋同志视察西安环城建设工程
习仲勋率中国省长代表团访问美国
1980年8月,习仲勋在湛江视察农田水利建设
习仲勋对中国农业银行干部沈为备在子长县蹲点调查的批示
习仲勋同志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十四日在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中受到毛泽东亲笔题词表彰
习仲勋在海南岛视察时与当地干部群众等合影
习仲勋陪同叶剑英在广东梅县接见干部群众
习仲勋与叶剑英、杨尚昆、刘田夫亲切交谈
习仲勋在海康县考察时与群众交谈
习仲勋在怀集县林场视察
叶剑英与习仲勋、杨尚昆、焦林义、刘田夫、王全国等合影
1979年12月,习仲勋在香港考察
习仲勋等在珠海拱北海关视察
习仲勋在云浮县石材厂观看工人生产的石料
习仲勋和干部群众共商发展广东经济的新思路
习仲勋列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
习仲勋在广东惠阳地区调查研究
习仲勋在广东
1986年4月,习仲勋(中)与十世班禅(右)、阿沛•阿旺晋美(左)在一起
习仲勋(左一)、十世班禅(中)、邓颖超(右一)、参加中国藏语系高级佛学院成立大会
习仲勋(右二)与乌兰夫(右一)、十世班禅(右三)、赛福鼎•艾则孜(右四)、杨静仁(右五)在北京民族文化宫
1975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儿子习近平(右二)、习远平(左一)在洛阳
习仲勋副委员长一九八一年九月在陕西考察工作时与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合影
1958年夏,习仲勋在陕西关中考察工作时与农民群众亲切交谈
1975年习仲勋在洛阳
习仲勋接见冯理达
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儿子近平、远平
1998年习仲勋、齐心夫妇在深圳
邓小平、邓颖超、习仲勋等出席招待会
1983年,齐心与习仲勋在山东蓬莱
1972年,全家为纪念难得的相聚,拍下了这张照片
习仲勋陪同毛泽东接见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代表
习仲勋与中共中央西北局等单位负责人在绥德
习仲勋出席陕甘宁边区第三届参议会
1958年4月,周恩来总理与习仲勋(左)在飞机上研究三门峡水库建设资料
《习仲勋在延安》
习仲勋在演讲
1978年8月,习仲勋到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左一为正在清华大学读书的习近平,利用暑假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
习仲勋的夫人齐心,生于1926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习仲勋的夫人,习近平的母亲。1939年3月18日,13岁的齐心跟随姐姐齐云来到山西屯留“抗大”,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1943年春来到绥师,同年8月14日入党。
八路军战士齐心
习仲勋夫人齐心
习仲勋与夫人齐心合影
1978年,习仲勋与习近平在海南
1975年,习仲勋和夫人齐心与儿女在洛阳红旗照相馆合影。后排左起:儿子习近平、女儿习安安、女婿吴龙
1958年,习仲勋和儿子近平、远平在一起
1979年6月,广东省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和叶剑英、许世友、杨尚昆手挽手走进会场。习仲勋传达了中央同意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
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及小儿子远平在一起
1949年2月17日,习仲勋、彭德怀和贺龙、王震由延安出发,东渡黄河,一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出席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图为彭德怀、贺龙、陈赓、王震在小河会议期间的合影
1930年初,党组织派习仲勋到国民党西北军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1951年10月19日,毛泽东写信给时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习仲勋,同意他去东北参观及回西北开两个会议的计划
1943年1月14日,毛泽东给习仲勋的题词是“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74年前的早春时节,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正在延安召开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休会期间,毛泽东主席回到窑洞,挥笔给获奖干部题词,周恩来、任弼时站在一旁观看。毛泽东首先提笔写下“有创造精神”五个字,打算送给王震。接着,又给华池县县长李培福写了“面向群众”四个字……突然毛泽东把笔停住问:“给习仲勋写个什么好呢?”一时间没有人回答,毛泽东沉思片刻,面带微笑地挥笔写下“党的利益在第一位”八个大字。
1946年,毛泽东写给习仲勋的亲笔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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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9月,习仲勋(左一)视察广东湛江时与青年亲切交谈
1980年11月,党中央决定调习仲勋参加中央领导工作,此后,他先后被选为十一届中央书记处书记,十二届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图为习仲勋在中南海勤政殿办公室
1983年8月,习仲勋和夫人齐心在山东蓬莱
1985年5月31日,习仲勋参观少年儿童书画展
1978年8月,习仲勋在博罗县罗浮山与124师领导合影。一排左二为习近平
“两当兵变”前夕,习仲勋(左一)、刘书林、张秋臣、阎鸿章、刘尚志合影
1978年8月,习仲勋在广东博罗县调研(前排中间站立者为习近平)
1980年8月,习仲勋在湛江视察农田水利建设
1978年4月3日,习仲勋离京赴广东上任时在机场与送行人员合影。左一至左五为习近平、吴庆彤、宋养初、齐心、屈武,右二至右三为齐桥桥、习远平
1978年8月,习仲勋(左三)在广东惠阳农村调研。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习近平(左一)利用暑期时间参加社会实践,随同父亲一起下乡
毛泽东给习仲勋的题词: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1979年2月12日,习仲勋(左二)在肇庆地委书记许士杰陪同下视察怀集县林场
1978年,习仲勋(左一)一到广东就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和干部群众共商发展广东经济的新思路
1928年3月,习仲勋在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读书时,因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1928年4月,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图为陕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教室外
1932年4月,习仲勋等在甘肃省两当县发动两当兵变。图为两当兵变旧址
1980年夏,习仲勋在中山视察改革开放后中国第一家中外合作的旅游企业中山温泉宾馆建筑工地
习仲勋总是尽量利用机会直接接触工农群众,作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图为1980年9月,习仲勋在湛江视察时与群众亲切交谈
图为1979年2月,习仲勋视察怀集县林场
1980年春,习仲勋向叶剑英(右二)、胡耀邦(右一)汇报广东改革开放问题
习仲勋在广东积极探索国有企业改革的路子,支持并推广“清远经验”,扩大企业自主权,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图为习仲勋考察企业,了解企业生产和改革情况
图为1980年,习仲勋与叶剑英(左一),聂荣臻(左二)等在广东
1979年12月,习仲勋在香港考察
1978年4月,习仲勋赴广东工作,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79年习仲勋在机场迎接叶剑英委员长到广东视察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国务院原副总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第五届、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习仲勋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2年5月24日5时34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9岁。
习仲勋同志,1913年10月15日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早年接受革命思想,参加进步学生团体。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8年春参加爱国学生运动,遭国民党当局关押,在狱中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0年初,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西北军杨虎城部做兵运工作,任中共营委书记。1932年3月,组织发动了“两当兵变”,任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第五支队队委书记。同年9月,进入渭北革命根据地,任渭北游击队第二支队政治指导员。1933年2月,任共青团三原中心县委书记,从事武装斗争、农民运动和青年工作。同年3月后,与刘志丹等同志创建照金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历任中共陕甘边区特委委员,军委书记和共青团特委书记,游击队总指挥部政治委员,革命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他参与领导苏区的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在不断排除内部“左”的和右的思想干扰中,壮大了红军武装,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他以极大精力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权建设,为土地革命战争年代红色政权的巩固和经济的发展,做了许多探索性、开创性的工作。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同志为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9月,他和刘志丹等一大批领导干部在错误肃反中被王明路线的执行者关押。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到达陕北后,他们才得以释放平反,从而挽救了这块在全国“硕果仅存”的革命根据地,使之成为党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抗日战争的出发点。
1936年1月,习仲勋同志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随红军西征,先后任中共曲环工委书记、环县县委书记。8月,又受中共中央委派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他组织领导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同志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他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其间,曾担任爷台山自卫反击战临时指挥部政治委员,领导了著名的爷台山自卫反击战,取得了反顽斗争的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治委员、西北野战军副政治委员。他受毛泽东同志指示,组织策动了国民党陕北保安团队起义,接应王震同志率三五九旅中原突围返回延安,参与指挥了西华池战斗。1947年3月中旬后,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协同彭德怀同志指挥了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和陕甘宁边区的战役,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三战三捷”和陇东、三边战斗的胜利。他作为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彭德怀、贺龙同志,或转战西北战场,或开展新式整军运动等军队政治工作,或组织后方支前,战胜了十倍于我的国民党军队,为解放大西北,解放全中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习仲勋同志在主持西北局工作中,和林伯渠同志一起,为建设陕甘宁边区呕心沥血,付出了巨大努力。尤其是在陕甘宁边区土改中,他提出的区别老区、半老区、新区不同情况制定政策和纠正“左”的偏向的意见,得到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肯定,并转发全国各解放区。
新中国成立后,习仲勋同志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代主席,西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政治委员,长期主持西北党、政、军全面工作。他坚持党的正确路线,从实际出发,正确地、积极稳妥地领导了西北地区5省的城市接管、剿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反和“三反”“五反”及抗美援朝等重要工作。他把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大胆而妥当地解决了复杂的民族宗教问题,团结争取了一批少数民族宗教界上层人士,为巩固新生政权,建立新的社会秩序,恢复战争创伤,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习仲勋同志因所谓“《刘志丹》小说问题”,遭康生诬陷,在“文化大革命”中又受到残酷迫害,被审查、关押、监护前后长达16年之久。他始终保持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得到彻底平反。
1978年4月后,习仲勋同志历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第一书记,广东省省长,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党委第一书记。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委员。他坚决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拥护党中央关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刀阔斧地拨乱反正,全力平反冤假错案,妥善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落实各项政策,增强了团结,稳定了局势。他团结省委“一班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率先向党中央提出充分利用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发挥广东的特点和人文地缘优势,让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请求,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赞同。1979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广东在改革开放中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创办经济特区,为广东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使广东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综合改革的试验区和排头兵,为国家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宝贵经验。习仲勋同志在这个历史进程中,表现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的革命胆略,为广东的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特区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
1980年9月,习仲勋同志被补选为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后又兼任法制委员会主任,主持讨论了许多法律草案。1981年3月,他参加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同年6月,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他参与了一系列重大决策的研究、制定,处理了许多重大和复杂疑难问题。在拨乱反正,推动组织、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实现干部的新老交替,精简机构,加强领导班子建设等方面,倾注了大量心血。他长期致力于统一战线和民族宗教工作的探索和实践,为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正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及加强工、青、妇群众组织的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他重视调查研究,密切联系群众,认真批办和接待人民群众来信来访。他还在实现祖国统一、反对分裂祖国图谋,加强港、澳、台、侨工作等方面,投入了许多精力。
1988年4月,习仲勋同志当选为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他亲自主持多部法律、条例的审议,参加了全国人大与外国议会间的交往活动,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
1993年3月,习仲勋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仍一直关心我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关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坚决支持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工作,拥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习仲勋同志在76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信念,对党和人民、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无限忠诚。他虽几经坎坷,身处逆境,但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始终坚定地与党中央三代领导集体在政治上保持一致,坚持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他孜孜不倦地学习马克思主义,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敏锐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和重大问题上,他坚持原则,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具有共产党员的坚强党性,为革命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鞠躬尽瘁。
习仲勋同志一生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公道正派,顾全大局。他谦虚谨慎,任劳任怨,淡泊名利,能上能下,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不居功,不护短,爱护干部,关心青年,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疾苦,与工农群众、民主人士、文化艺术界和宗教界等各方面人士坦诚相见,广交朋友。他办事严谨,宽厚待人,实事求是,严于律己,为政清廉,生活俭朴,对家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他德高望重,高风亮节,在党内外和广大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
习仲勋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辉战斗的一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新中国的诞生,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为改革开放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顽强奋斗,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他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而努力奋斗。
“英雄一世,坎坷一生”的习仲勋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习仲勋是我党一位高级领导干部,是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习仲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冲破“左”倾思想的重重阻力,为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
1913年10月15日,习仲勋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一个农民家庭,1928年入党,1934年11月当选为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1935年春,陕北、陕甘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在反“围剿”战争中连成一片,合并成立西北革命根据地,习仲勋任中共西北工委领导成员,并继续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成为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在村子的墙壁和大树上,毛泽东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在瓦窑堡,毛泽东第一次见到时年22岁的习仲勋。这时,习仲勋刚刚从“左”倾错误路线的牢中被释放出来,毛泽东颇感惊讶:“这么年轻。”在陕北根据地,在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不这么认为,他说:“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习仲勋说:毛主席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 “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
1936年1月,习仲勋任关中特区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党团书记。同年6月参加西征,8月,习仲勋受中共中央委派再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长达6年时间。期间,习仲勋先后担任中共关中分委书记、分区专员、分区保安司令部政治委员、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执委、西北局党校校长。习仲勋组织领导关中分区军民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斗争,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赢得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戴。1943年1月,毛泽东亲笔为他书写“党的利益在第一位”题词,予以表彰。同年2月,习仲勋调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警备司令部政治委员。他深入农村,调查研究,培养典型,总结经验,领导大生产运动,增强了当地的经济实力,为巩固和发展“三三制”政权做出了很大成绩。在整风审干和“抢救运动”中,习仲勋抵制和纠正“左”的偏向,保护了干部和群众。1945年6月,习仲勋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同年8月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当时,习仲勋只有32岁,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欣赏程度。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均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为。1948年初,习仲勋在一个月内三次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致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行为。
在1月4日致中央和毛主席的电报中,习仲勋指出,如果按照一般做法在老区进行土改,一定要犯原则的错误,那种认为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习仲勋认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
毛泽东对习仲勋的来信很重视,1月9日做出批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陕甘宁边区纠正土改中“左”的偏向再次致电毛泽东,提出由于义合会议(1947年11月西北局在绥德县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和晋绥的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并提出整改的意见。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在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立后恢复国民经济时期的西北局工作中,习仲勋在工作实践中很好地阐释了实事求是的涵义。
毛泽东夸赞习仲勋,“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但是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式。新中国成立前后,在青海,大小叛乱很多。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中央政府,便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重要贡献。
青海省地处黄河上游两岸,地势险要,林深山高,住着昂拉部落,实行“政教合一”政治制度,项谦任千户职位,是青海有名的千户,游移不定,反复无常。藏族人民对共产党和解放区还不了解,项谦更是心存疑虑。青海军阀马步芳部发动叛乱,被人民解放军剿灭。平叛之后,残余叛乱分子拉拢项谦叛乱,让他出任“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军长。习仲勋认为,如何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放昂拉藏族同胞关系重大,而且对于共产党在青海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因此要求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首先要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实行特别宽大政策。习仲勋不是单纯考虑项谦个人问题,而是从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团结包括藏族在内的各少数民族。
习仲勋给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打电话,认为决不能采取武力。为了和平解决问题,习仲勋前后数十次派人争取项谦。项谦一度归顺,不久又反叛。受习仲勋委派,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后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去做项谦的工作,最终使项谦在1952年7月1日向人民政府投诚,此后再未反叛。项谦后来陆续担任了青海尖扎县人民政府县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副州长。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一事情的前前后后。毛泽东十分赞赏,称赞道:“诸葛亮有个七擒七放,我们还多,我们来个十擒十放。”后来,毛泽东见到了习仲勋,开玩笑地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1年春,新疆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抢劫,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新疆工作中出现了“左”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严重关切。在提出西北土改问题时,中央和西北局特别指示新疆、西藏的土改工作缓行,即现在不搞土改。但是,新疆区党委不但拒不执行这项重要决定,反而提前进行土改,抓了一些当地少数民族及宗教界的重要人士,一时局面混乱,并出现逃亡浪潮。西北局严令新疆区党委停止这种做法并上报中央。毛泽东对此非常生气,将新疆区党委负责人召到北京,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责令他们改正错误并改组区党委。
1952年7月,奉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命令,习仲勋亲赴新疆解决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除撤换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外,毛泽东还两次交待习仲勋要将另一位负责人开除出党,措辞严厉。当时习仲勋对此事因特殊原因作了冷处理,未将此人开除出党,最后只以暂时降级使用了事。曾任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的李瑞环同志曾讲过这样一句话:“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