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良，耀县寺沟乡方巷口村（现铜川新区咸丰路街道办事处）人。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冬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1933年配合王泰吉耀县起义，组建耀县游击队并担任副队长。随后带领耀县游击队转移照金苏区，参与陈家坡会议。曾任红四十二师第一团政委。建国后，历任青海省委书记，甘肃省委书记等职。1983年在南京逝世。 

      张仲良  (1907-1983) 陕西耀县人。大革命时期曾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1931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为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先后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
      1932年春，因领导农民进行抗捐斗争被捕，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经党组织营救，四个月后出狱。随后被派到杨虎城部队和中共西安市委职工部工作。
      1933年夏奉命回耀县，趁王泰吉部队起义，和张邦英等发动农民暴动，打土豪、分财物，组织游击队。不久，率部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参加刘志丹、习仲勋和吴岱峰领导的陕甘边红军游击队；1934年春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第三路游击大队政治委员。后所部和其它部队合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一团，任政治委员。1935年夏参加了中部、宜君、富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工作，任中宜富革命委员会主任。不久，因省委在“肃反”中犯扩大化错误，一度被捕。党中央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才被释放。随后被派到关中地区工作，任独立三团政委，参加了粉碎国民党政府军“围剿”的战斗。
      1936年夏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7年初任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陕甘省撤销后，任关中分区军事部部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
       1942年夏关中分区改为警备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年底，改任关中分区专员。
       1944年5月调任教导一旅政治委员。1945年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抗战胜利后调任联防军副政委。
       1946年3月，胡宗南军队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被党中央派往陇中分区工作，任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很快稳定了那里的局势。同年11月，西北野战军第四纵队成立，任纵队政治委员。后第四纵队改为第四军，继续任政治委员，参加了瓦子街、西府、扶眉和兰州等战役，接着进军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贡献。
       1949年9月调任青海省委书记，兼省人民政府副主席。11月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0年春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
       1953年任青海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在追歼残匪、政权建设、土地改革、恢复和发展生产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兼省政协主席、省军区政委。同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1956年出席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1958年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被补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60年8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处书记。
       1961年1月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
       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和迫害。
       1977年10月任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
       1978年任江苏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9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年底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副书记。后任党组书记。他列席了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3年2月逝世。 
       在担任中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时期，反“右”运动中执行极左路线，制造阶级斗争，用军事手段管理社会。造成大批冤狱，造成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事件震动中央，以监察部部长钱瑛为首的检查团来到了甘肃。一九六O年十二月二日，中央西北局书记刘澜涛主持召开著名的兰州会议，将执行极左路线的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当场免职，并迅速采取措施“抢救人命”。

1950年12月，习仲勋在青海视察时与青海省省长赵寿山（中）、省委书记张仲良（右）在一起

在红军大学学习的张仲良

张仲良

张仲良

习仲勋（左二）廖汉生（左三）张仲良（左四）在一起

张仲良

《张忠良纪念文集》

《张忠良纪念文集》

张仲良

        张仲良（1907—1983），耀县寺沟乡方巷口人。18岁毕业于耀县乙种职业学校的张仲良后在乡村任小学教员。民国20年（193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以石人堡小学教员身份为掩护，秘密发展党员，发动农民进行抗粮、抗租、抗捐、抗税、抗债的斗争。是年，任中共耀县特别支部区委书记，因组织领导“缴农”运动，被国民党 派逮捕入狱。经组织营救出狱后，担任中共耀县县委书记。22年（1933），张仲良配合王泰吉部起义；在阿姑社发动农民，组织地方武装。他先后担任耀县游击队副队长、陕甘边第三路游击大队政委、红一团政委。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曾到中央党校学习，并参加了党的积极分子会议，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著名报告，受到周恩来副主席的亲切接见。 抗日战争爆发后，张仲良历任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保安司令员、分区专员等职。在延安举行的一次军事会议期间，毛主席接见张仲良，并对他说：“你们关中，面对的敌人很强大，光靠硬打不行，还要学会打政治仗，瓦解敌人。”36年（1947）春，党中央撤离延安，张仲良受毛主席、周恩来的委派，到陇东地区任军区司令员、地委书记、专员。局势稳定后，调任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政委，先后参加了瓦子街战役、西府战役、冯原战役、荔北战役、扶眉战役和兰州战役。兰州解放后，奉命率军进击青海，直取西宁，为解放大西北立下卓越战功。 新中国成立后，张仲良曾任青海省委、甘肃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在中共八届二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中共十二大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张仲良在担任甘肃省委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他的主观主义，犯有浮夸冒进错误，但他勇于承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1981年，张仲良退居二线后，虽已年逾古稀，又动过手术，但仍以高度的政治热情，陆续写出《纪念刘林圃烈士》《回忆解放兰州战役》等文章。1982年2月27日，病逝于南京。

    叶青松著“首任军长传奇”系列图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14，5）以60多位人民解放军的首任军长为主角，讲述了一个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刻画出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民解放军铁血将帅。作为一野第四军政委的张忠良编写入书中

     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治委员，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赤然任政治部主任。后孙超群任副司令员，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

一野第四军军长王世泰、政委张忠良

陈家坡会议旧址

陈家坡会议旧址

    陈家坡会议旧址位于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薛家寨东南约2公里处。它本是照金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因1933年8月14日在这里召开的陈家坡会议而载入陕甘边革命史册，成为人们仰慕的红色圣地。

      会议背景

　　红二团南下失败

　　上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开展武装斗争，领导创建了中国北方第一个山区革命根据地——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正当根据地蓬勃发展之际，红26军政委杜衡无视客观实际，推行“左”倾冒险主义，并且不顾刘志丹、习仲勋等同志的反对，强令红二团离开照金，南下渭华平原地区创建根据地，致使红二团连连受挫，最终兵败秦岭，几乎全军覆没，给革命造成了非常惨重的损失。

　　陕西省委遭受严重破坏

　　红二团南下失败之后，陕西省委书记袁岳栋，省委委员杜衡在西安叛变投敌，带领国民党军警肆意抓捕和杀害共产党员，陕甘边革命斗争遭遇内忧外患，危机重重。

       三支武装汇聚照金

　　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

　　1933年7月21日，在中共陕西省委的领导下，驻扎在耀县的杨虎城十七路军骑兵团团长王泰吉率部发动起义，宣告成立“西北民众抗日义勇军”，该部旋即在三原的辘轳把作战中严重失利，武装力量由1000余人锐减到不足百人，后被迫向北转移撤入照金苏区。

　　耀县游击队

　　为配合王泰吉的耀县起义，中共耀县县委组建了耀县游击队，在陈学鼎、张仲良、张邦英的领导下，经过白家庄整编、高山槐战斗后，北上进入照金苏区。

　　红26军第四团

　　1933年7月下旬，三原中心县委根据省委指示，将渭北游击队第一大队改编为红26军第四团。由于国民党军疯狂“围剿”渭北苏区，红四团被迫转移到了照金。

     陈家坡会议旧址位于铜川市耀州区照金镇薛家寨东南约2公里处。它本是照金镇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因1933年8月14日在这里召开的陈家坡会议而载入陕甘边革命史册，成为人们仰慕的红色圣地。图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陈家坡会议旧址

《甘肃日报》发表张仲良“学习李贡同志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的题词

《张忠良纪念文集》

《张忠良纪念文集》

《张忠良纪念文集》目录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栏曾是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是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关中特区、关中分区、中共陕西省委机关所在地，在这块红色的土地上，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此长期工作和战斗过，有着丰厚的革命遗存。现存土木结构房屋25间，窑洞40余孔，其中有保存完整的关中特委、特区苏维埃政府、保安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旧址，有习仲勋、张仲良、霍维德旧居。景区新建革命先辈硅像馆、关中特区纪念馆

        马家堡关中特区旧址位于旬邑县职田镇马家堡村，距县城20公里。这里曾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中特区（后更名为陕甘宁边区关中分区）机关所在地，是关中地区革命斗争的指挥中心。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马家堡处于西北根据地的最南端，是苏区与国统区的交界处，被称为西北苏区的 “桥头堡”。1936年1月，中共中央派习仲勋赴关中守卫陕甘宁边区南大门，在这里工作战斗三年时间。有保存完整的关中特委、特区苏维埃政府、保安司令部和陕甘宁边区第二师范旧址，有习仲勋、张仲良、霍维德旧居

关中特委、关中分委、陕西省委大院旧址

工字房

     马栏革命纪念馆主要以收藏、展示、研究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史和文物为主的革命纪念馆。陈列展示采用图片实物、场景复原、泥塑及电子书、幻景成像等声光电子科技手段全方位、多角度展现了关中特区、关中分区革命史实，再现了习仲勋、汪峰、李维汉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纪念碑

     马栏革命旧址位于旬邑县马栏镇马栏村，在马栏西河坡的山茆上，依次坐落着300孔大大小小的窑洞，每一孔窑洞都有一段红色的历史，在一处院落中，有26孔修复完好的旧窑洞。习仲勋、汪峰、张仲良、文年生、张德生、赵伯平、高锦纯、张仲良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经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图右一为张仲良旧居

一位赤胆忠心的共产主义战士——深切怀念张仲良同志

    来源：人民日报  作者：习仲勋、张秀山、张邦英

       仲良同志和我们分别两年了。在革命红旗漫卷西北大地的艰难岁月中，我们同他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每当我们回忆起过去的战斗历程，他的音容笑貌立刻浮现在我们的眼前，特别是他的优良品德和作风，时时激起我们对他的深切怀念之情。

　　仲良同志一生为追求共产主义真理而奋斗。从小勤奋好学，追求进步，早在青年时代，就接受《向导》《中国青年》等革命书刊所传播的马列主义思想，积极参加耀县当地农民的革命斗争。他在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以小学教师的职业作掩护，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曾任中共耀县特支书记、区委书记、县委书记。1933年，他和张邦英、陈学鼎、陈国栋等同志趁王泰吉在耀县率兵起义之机，按照党的六次大会方针，组织了游击队，打土豪，分财物，镇压反动分子，受到当地农民群众的拥护；不久，又率领游击队进入陕甘边照金革命根据地，与其他革命武装会合。1934年春，红二十六军派他和王安明同志领导第三路游击队，为恢复和发展以照金为中心的关中根据地作出了显著的成绩。后来，这支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和其他兄弟部队合编为红一团，仲良同志任政委。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仲良同志在中央领导下一直坚持关中地区的武装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仲良同志任关中军分区司令员，按照中央针锋相对的方针领导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南大门，有力地打击了顽固派的进攻。解放战争中，他担任过军政治委员、省委书记等许多重要职务。他的一生，对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对解放大西北，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仲良同志对党的事业忠贞不渝。无论是在的艰苦的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无论是胜利进军的号角声中，还是遇到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他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对共产主义的前途始终充满必胜的信心。1932年春，他因领导农民的抗捐斗争而被捕。在狱中，他同敌人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坚强意志和崇高气节。在1935年陕北“肃反”中，他受到怀疑和审查，始终坚持党性原则，坚持实事求是，经受了考验。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受着无端的诬陷和残酷的迫害，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对各种突然来临的事端采取严肃的原则态度。他常说：“知人论世，要黑白分明”，“党心不可欺，民心不可负，道路尽管曲折，前途却是光明的。”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确立了一条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党和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仲良同志满怀喜悦的心情，积极投身于拨乱反正的斗争，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中央保持一致。在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时，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态度鲜明，毫不含糊。他说：“对错误的东西，绝不能随便苟同，更不能看风使舵，随波逐流；对正确的东西，要敢于坚持，而且要坚持到底。”所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奋斗终身的共产党员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政治觉悟。

　　仲良同志为人耿直，襟怀坦白，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从不文过饰非。五十年代末，他在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期间，由于受当时“左”的思想影响和主观主义作怪，犯了浮夸冒进的错误。但他勇敢地承担责任，多次进行检讨，认真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他说：“个人得失事小，给党和人民造成的损失事大。”他以此为鉴，在工作中谦虚谨慎，虚心接受同志们的帮助和监督。在与人交谈中，他经常讲的是自己工作的失误和不足，而很少讲自己工作的成绩。在检查、讨论工作问题时，他常常联系自己的切身体会，要大家正确对待自己，正确接受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既要经得住胜利的考验，也要经得住失败和挫折的考验。他总是恳求和他一起工作的同志批评他的缺点和毛病。他引用古人的话来鞭策自己：“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他经常说，人不要怕别人知道自己的错误，错了能承认，能改正，群众就谅解，就欢迎。仲良同志正是这样做的。对于别人的错误，他则是宽宏大量，与人为善。尽管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残酷迫害，但是在拨乱反正过程中，他总是反复宣传中央关于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中犯错误的同志的指示精神，强调要看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只要有了认识，就不要揪住不放。他的这种宽厚胸怀，团结了同志，赢得了群众的尊敬和信任。

　　 仲良同志顾全大局，处处以党的利益为重。粉碎“四人帮”以后，江苏省委分配他担任省科委主任，他坚决服从组织的决定，欣然到职视事，没有因为担任的职务低而影响革命斗志和工作积极性。1979年，他重新担任省委书记，自知余年不多，愈加勤奋，夜以继日地为工作操劳。1981年，党中央提出机构改革，调整领导班子，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对于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措施，仲良同志第一个申请退出省委领导班子。他在致中央书记处的信中写道：“现在党中央励精图治，为我们祖国开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这就需要更多的德才兼备的中青年干部担负起我们的事业，使我们的党更加生气勃勃。”他说，老同志离开工作岗位，并不是不要关心党的事业，“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主要应好好总结革命和建设事业的经验教训，留给后人借鉴。他退出第一线以后，积极撰写回忆录，先后写出了纪念刘林圃烈士、回忆兰州战役等文章。直到逝世前两天，他还忍着癌症的巨痛，亲自指点秘书对记述陕甘边第三路游击战争发展的一篇文稿进行修改。在担任省委顾问和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期间，他虽然重病在身，仍然不忘自己所肩负的职责，通过调查研究和听取意见，积极向中央和省委的有关部门提出关于改进卫生工作和植树造林、保护环境等重要建议。这些建议颇有见地，读后很受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