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津战役纪念馆里，一条普通的绿花毛毯铺陈在展柜中。展柜旁边的墙上陈列着一份毛泽东同志亲笔起草的电报稿照片，电报稿只有短短的三行字——“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萧华、吴富善等研究作战计划休息时合盖的毛毯。平津战役纪念馆提供

这条毛毯是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政治委员吴富善的。毛毯比棉被耐用，体积又小，在解放战争期间，吴富善一直带在身边。

那么，毛毯和作战指挥电报又为何如此“紧密”？这还得从平津战役 “缓攻塘沽，改打天津”的战略部署调整说起。

1948年12月上中旬，在平绥线上，人民解放军已经完成了对张家口和新保安的分割包围，东北先遣兵团相继占领了康庄、怀来、八达岭、南口等地，傅作义集团西撤绥远的通道已经被层层阻断。西逃无望，其从塘沽海上南逃的可能性与日俱增。1948年12月11日9时，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指出：“东边应依据情况，力争控制海口。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盘皆活了。”在同一电报中，毛泽东同志还特别提出最为担心的问题：“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在一封电报中，集中使用“最重要”“唯一的”和“主要的”这些字眼，充分体现出了夺取塘沽在平津战役整个战略部署中的重要程度。为尽快封锁敌人的海上退路，在平津战役拟定的攻击次序中，中央军委曾将塘沽列为平津战役攻击次序之首。

但是攻打塘沽遇到很大困难，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亲自到塘沽前线实地勘察。据当时在场的吴富善回忆，刘亚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萧华手持望远镜仔细地观察敌人阵地情况和周围地形。晚上刘亚楼召集会议，提出把“先打塘沽”改为“先打天津”的意见，与会人员表示赞同。

随后刘亚楼起草了给中央军委关于改打天津的请示电报。此前中央军委明令“先打塘沽，后取天津”。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命令，但平津战役前线指挥员们以对战场情况的透彻了解和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精神，敢于担当，积极建议中央军委调整重大作战部署。

当日他们就收到中央军委复电：“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中五个纵队准备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70多年前，刘亚楼、萧华、吴富善等人反复研究“先打天津”方案之可行性的那个寒冷长夜，这条绿花毛毯一直陪伴着他们——研究作战方案到深夜，冷了、困了就在炕上挤盖着这条毛毯。1995年10月，承载着将军回忆的这条毛毯，由吴富善本人捐赠给平津战役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