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文（1905年-1987年4月10日），河南省信阳县人，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遵义会议上担任秘书工作，见证了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西安事变爆发后，长期辗转于国民党统治区，完成党赋予的多项任务，奋战在统战、情报工作一线，足迹遍及港澳、重庆和上海等地，于无声处胜有声，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人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他参与经济建设，参与我党、我军情报工作路线的制定，对党忠诚，宽厚待人，为捍卫国家安全、发展国防和军事外交作出了突出贡献。1955年9月，刘少文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刘少文将军

到达陕北的红二方面军一部合影。后排左六为刘少文

解放战争时期，刘少文在上海建立的交通站“福民食品社”旧址，地点在上海威海卫路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25日，香港陷落，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海面交通，疯狂搜捕爱国抗日人士，在港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爱国人士何香凝、柳亚子、邹韬奋、梁漱溟、茅盾等和夏衍、金山等文艺界著名人士及其家属数百人陷入危境。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电示驻港机构负责人廖承志、潘汉年、刘少文等人，“想尽一切办法，全力营救”。图为香港陷落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刘少文长期在白区的危险环境中工作，默默无闻地完成着党交给他的“许多具体而微的任务”。图为西安事变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在上海福熙路多福里（今延安中路504弄）21号设立。身为办事处秘书长、副主任，刘少文协助前两任主任李克农、潘汉年积极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八路军办事处

上海解放初（左起）刘少文、潘汉年、刘人寿、吴克坚合影

上海解放后，刘少文（左）与熊志华在上海礼查饭店

1951年7月，刘少文（前排右一）参加上海市人民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就职典礼

刘少文，1905年出生，河南省信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并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他坚持党的理想，实践党的宗旨，为我党我军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在革命战争年代，他三次从公开转入地下，先后担任过国际联络工作、筹集和管理经费工作，负责统战、中央军委秘书、民族、宣传、机要、交通、组织、轻工生产和情报工作等。他参加了长征并担任遵义会议秘书工作。

1937年7月7日，日军制造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中国全国性抗日战争爆发。刘少文奉调到红军驻上海办事处。8月，该处改称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简称“上海八办”）。潘汉年为主任，刘少文为副主任。

刘少文在上海联系的中上层活动分子逾百人，指导许多救亡团体的活动，组织对外宣传工作，实际上担负起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在上海的半公开发言人责任。他与当地中共地下组织密切配合，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影响。

1938年上半年，刘少文派曾在上海从事情报工作的中共党员何克希去联络梅光迪。梅光迪率一个连的武装在江阴西石桥一带活动，何克希争取梅光迪共同抗日获得成功。7月，刘少文又派人去做朱松寿的争取工作。朱松寿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脱党），抗战爆发后把当地青年农民组织成抗日游击队约400人，在江阴一带活动，被国民党忠义救国军收编为第五支队。8月下旬，朱松寿正式宣布脱离忠义救国军，接受中共领导，把嫡系第一大队拉过来，组成“苏浙人民抗日自卫军”，并被推举为司令员。之后，梅光迪、朱松寿把两支队伍带到茅山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驻防地区整训，改编为“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军”。

1938年秋，前中央特科人员翁迪民化名宫岳，受“武抗”负责人高原派遣，以上海救亡青年的身份到太平桥与地方武装头目胡肇汉进行接触，了解其在苏州附近的阳澄湖一带拉队伍情况。

为帮助宫岳适应新的环境，刘少文给其讲授如何开展抗战的工作，内容涉及游击战术和游击队政治工作等。1939年春节前后，宫岳带6人正式到胡肇汉部队开展工作。与此同时，刘少文派已在胡肇汉部任作战参谋的卢志英到杨忠（杨少南）部开展工作并任该部参谋长。在各方面配合下，宫岳努力奔走，把胡肇汉部、常熟人民抗日自卫队（简称“民抗”）和杨忠部等联合起来，成立江南抗日游击队总指挥部。1939年底，刘少文将上述抗日游击队正式移交给新四军，并将主持此项工作的高原等介绍到新四军工作。

与此同时，刘少文领导上海八办密切协同中共上海地下组织，从财力、物力、人力诸方面大力支援新四军。1938年夏，上海八办委托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以职业教育名义作掩护，举办无线电报务员训练班，前后办了两期，培养学员30余人，送往新四军工作。8月8日，慈联会以移民垦荒为名，动员青少年700余人，由中共江苏省委难民工作党团书记朱启銮等带领辗转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这期间，刘少文还协助新四军获取枪械。纪振纲曾是黎元洪秘书、冯玉祥军事参谋，时任茅麓农场（茅麓公司）经理，资金雄厚。国民党军退出上海时，纪振纲收买了一些枪械，包括五六百支步枪、20挺机枪和迫击炮等，原打算自己组建“民团”，由于淞沪周围很快沦陷，便想把枪械交出。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做纪振纲工作的基础上，刘少文会见了纪振纲，由上海八办把大部分枪械运到皖南新四军驻地。

刘少文除为新四军输送人员、协助新四军获取枪械外，还会同中共江苏省委组织两个“上海各界民众慰问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第一个慰问团是中共江苏省委决定组织的，团长顾执中（文化界代表），副团长王纪华（职业界代表），于1938年11月18日出发。

慰问团在新四军驻地活动一个多月后回到上海，向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八办作了汇报，其成员分别向各群众团体和相关民主人士作了报告，将新四军赠送上海人民的纪念品、战利品、照片等展出，在报纸上登载关于新四军的情况，对上海人民开展的节约救难、劝募寒衣和慈善义卖义演等群众活动起了推动作用。

这年冬天，刘少文经中华职业教育社上海负责人姚惠泉联系，将工商界爱国人士捐赠前方抗日将士的龙头细布7000匹的大部分，辗转运送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他布置下属情报人员卢志英开设“百中堂药厂”，找到日本的运输公司把药品及医疗器械等运到扬州辕门桥“大瑛药房”储存，再由新四军派人提取。年底，在刘少文组织的一个联系会上，讨论了募集寒衣和义演义卖筹款支援新四军事宜。义演义卖的款项一部分约五六万元送给了新四军。

1939年，刘少文亲自组织了第二个上海民众慰问团慰问新四军。他通过姚惠泉以上海地方协会的名义出面组织“慰劳三战区将士演剧团”，实际上是护送一批学生和干部去参加新四军。慰问团团长是吴大琨、副团长是殷扬（扬帆），成员有白蚀（王元化）等30人。刘少文对整个行动作了精心策划和安排，安排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成员陈昌吉随行，一路上进行掩护。2月16日，慰问团从上海出发，历经艰险，4月19日抵达新四军军部。新四军副军长项英接见了慰问团。在合影时，慰问团展示的锦旗上绣有“变敌人后方为前线”八个大字。殷扬和其他成员留新四军工作。吴大琨在回上海途中，遭国民党特务绑架，被关入上饶集中营。白蚀一人回到上海汇报此行经过。在新四军，殷扬做了大量工作，历任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政治指导员、新四军军法处处长、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兼调查研究室主任、华中局社会部部长等职。

为了给新四军捐款，上海业余话剧界慈善公演于7月20日至31日在黄金大戏院举行。公演结束后刘少文以中共代表身份，在上海福建路美国海军青年会馆秘密接见了组织公演的负责人，表达对公演人员的慰问及对捐献款项的谢意。9月24日，在吴耀宗的陪同下，刘少文亲自造访上海海关总税务司丁贵堂洽谈为新四军捐款事宜。10月2日，吴耀宗将2万元捐款转交刘少文。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初期经上海八办转给新四军的捐款就有80余万元

1944年秋，日寇侵犯湘桂。在这危机时刻，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放手扩大解放区，壮大人民力量，有力地阻止了国民党的妥协投降。在这种形势下，南方局考虑将大后方在学生运动中有些暴露的骨干和进步青年送往解放区，这就需要建立一条联系鄂豫皖边区的秘密交通线。当时刘少文兼带主持南方局组织部的工作，决定派王冶去与新四军五师建立联系，交通组派杨宗鸣、丁坤廷二人协助。杨的任务是把王冶送过封锁线，并考察沿途交通情况；丁的任务是留驻鄂西三斗坪作为中间联络站，以便与重庆交通组保持联系，同时了解湘鄂交通情况。

1949年5月8日，刘少文会同刘晓致电中共上海地下党领导人，对上海地下党配合与协助解放军解放上海作了具体部署。5月27日刘少文随军进驻上海，投身到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中。1955年刘少文被授予中将军衔，1987年4月10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