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出版的许多重要刊物，刊发历史学文章，为史学研究成果提供了与读者见面的平台，为史学成果广泛传播创造了条件。《中国文化》《解放》《八路军军政杂志》等期刊都发表了大量历史研究文章。1940年的《中国文化》连续发表了范文澜的《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一文，还发表了他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中国文化》第一卷第三期，1940年5月），这一年下半年《中国文化》开辟了“中国通史简编”专栏，该刊发表范文澜的《原始公社到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底成立——远古至秦》（第二卷三期，1940年11月），《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度——夏禹》（第二卷四期，1940年12月），《封建制度开始时代——西周》（第二卷五期，1941年5月）等文章，同时还发表了其他历史学家的文章，如尹达的《关于殷商社会性质争论中的几个问题》（《中国文化》第二卷第一期，1940年9月），谢华的《略论殷代奴隶制度》（《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四期，1940年12月），叶蠖生的《从安阳发掘成果中所见殷墟时代社会形态之研究》（《中国文化》第二卷第六期，1941年5月），这些文章往往能够围绕中国上古历史问题进行商榷，深入探讨，促进对历史的认识。《中国文化》关注抗战历史的发展，刊发了洛甫的《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的任务》（第一卷第二期，1940年4月），艾思奇的《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评述》（第三卷第二期，1941年8月），叶蠖生的《抗战以来的历史学》（1941年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等。叶蠖生认为，“为着适应抗战的需要，或者为着准备投降的宣传以及作为侵略中国的依据，无论抗战营垒中那一学派或日寇御用学者以及汉奸、投降妥协分子，都注视到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规律或历史上可资借鉴的史迹。一方面，抗战派则从历史的规律中证明抗战胜利的可能性以及今后建国应走的道路。或者从历史上民族败类的卖国阴谋来提高对投降分子的警惕性；另方面，投降分子则企图歪曲历史事实以证明其投降理论的正确，日寇御用学者也企图以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来证明其侵略行为的合理及有利于中国。因而，一方面看见了各种不同观点，不同使命的人们对历史学不同的活动，同时，相互间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因此，“我们决不轻视精神的作用，光荣史迹足以激起爱国心的作用”。   

《解放》周刊刊发了许多重要历史文章。《解放》上发表了斯大林的《论联共党史课本》（第13期，1937年8月），吴玉章的《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第52期，1938年9月），何凯丰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第69期，1939年4月），艾思奇的《辩证法唯物论怎样应用于社会历史的研究》（第126期，1941年3月）、陈伯达的《孙中山先生关于民族革命统一战线思想的发展》（第33期，1938年4月）、《由封建的中国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第128期，1941年5月）。吴玉章在《研究中国历史的意义》一文中指出：“现在我们大中华民族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只有深刻研究我们的历史，唤起全民族的爱国精神”，“我们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才能取得胜利”。《八路军军政杂志》更多倾向于刊发军事史类的文章，包括郭化若的《<孙子兵法>之初步研究》（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孔明兵法之一斑》（第2卷第4期，1940年4月），杨松的《论第一次中日战争》（第2卷第1期，1940年1月）、《论太平天国》（第2卷第2期，1940年2月）等。 

（编辑 刘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