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5月，我和老政委（右）在北京合影

“五一”节当天，我和老政委到了北京。当晚，有幸参加了首都体育馆盛大的五一联欢晚会。

肖华政委的专稿《把青春献给新的长征》基本没有改动，在5月7日《人民日报》三版刊发。

任务完成，老政委高兴，带着我到北海公园、北京动物园等处游览，用以补偿在兰日夜加班的辛苦。当然，也在下榻的京西宾馆吃上松软可口的馒头——在西北戈壁滩吃腻了发糕、钢丝面的我，几次对老政委说“京西宾馆的馒头真好吃，不用吃菜”，惹得他笑了好几天。

我该回张掖十九军了。和老政委工作生活近20天，心情愉快，眼界大开，不由产生了强烈的留恋感——要是能够继续跟着亦师亦友的政委老人家学习、工作该多好！

没想到，三个月后，我就接到军区政治部调令，到宣传部宣传科当新闻干事，老政委张黎是直接上级。

当时，宣传部刚刚调整，原所属新闻科编制取消，业务纳入宣传科（相当于处），原新闻科长黄江海调任军区人民军队报社副社长，副部长韩玉久兼任宣传科科长，张黎干事升任副科长，原宣传科副科长邬戈留任。

宣传科的工作有两项：一是定期编发国内外时事资料，供全区部队政治教育用；二是采写和组织采写全区部队重要军事新闻，向中央级新闻单位投稿。

两项职责，由两套人马分别承担。全科12人，邬副科长主抓部队时事教育，张黎副科长主抓新闻工作。王建民、邓国添、孙成斌和我4名新闻干事，都是从军区所属野战军或省军区新调来的。时事口的干事牛俊民、钟广成等，加上摄影干事周永寿、刘发辉，我们10个干事挤在一间大办公室里，两位科长共用一间小办公室。

虽然科室改名宣传科，但是，几位新闻干事总喜欢自称“新闻科”。一是因为新闻科刚刚并入宣传科，大家习惯于这样称呼；二是军区新闻科从1955年设立，虽经三设三撤，但总计已有14年历史，也算是有历史有传统，正门正道；第三，最重要的，记者、新闻工作，文化人行当，军内外有地位，受尊敬，自称新闻科多少有点优越感在里头。

一次，办公室电话铃响，我拿起话筒，习惯性地说：“军区新闻科。请讲——”一回头，发现邬戈副科长就在身后，一脸严肃！还没等我再说话，他已转身出了大办公室。

从没见过邬科长那么严肃！我心里有点紧张，猜测是不是打电话自称“新闻科”让他听了不高兴？

我把自己的担心告诉了老政委。他说，我了解邬科长，他不会计较这个，肯定另外有事。果然，我们很快知道，邬科长遇到了莫名其妙的“间谍”骚扰。

有天晚上，邬科长在家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边问：“您是邬戈先生？”

邬科长问：“您哪位？”

“我是那——边——来的！明天兰州饭店见，暗号照——旧……”

邬科长一愣，还没来得及再问，电话那头已经挂机。

“哪边来的？哪边？”还有“接头暗号”，还“照旧”？

邬科长越想越奇怪：莫非是台湾特务的电话？为什么扯上了自己？邬科长担心台湾特务搞什么名堂，马上把这事反映给了保卫部。

保卫部迅速调查得知，是军区文工团一位男演员严重违纪，害怕查实他的问题，故而打电话装神弄鬼有意干扰，以图蒙混过关。之所以给邬科长打电话，是因为科长夫人是文工团专案调查负责人。

邬科长夫妇参加过抗美援朝，都是志愿军文工团骨干。他们待人热情，工作认真负责，原则性很强。这一次，邬科长夫妇还主动请求组织对自己的工作和政治表现做调查。

此事过后，我们对邬科长这位抗美援朝老兵更加尊敬，加上老政委提醒：新闻口的同志应该树立“宣传科”观念，有事该向邬副科长请示的一定要请示；时事教育那边太忙时，要主动帮忙。全科一体，互帮互助，一片团结友爱气氛。

经过两位科长协调，宣传科又在八一电影制片厂驻军区记者站的办公室加了办公桌，我从大办公室搬到了这里。科里几位同事借此调侃：你现在接电话可以自报“八一厂记者”“家门”了！

老政委曾经多次帮军区司令部写稿，他联系通信部特意给我们“新闻科”超编制配置了三大件：

一是给科里配置了一部传真机，专门接发新闻稿件。新配的传真机有个毛病，每次接发稿件时，总像老牛拉破车般吱吱扭扭地响，吱扭吱扭两三秒才能扫描发送一行文字。一篇一二千字的新闻稿，要吱扭一二十分钟才能发完。有时候接收方回话：看不清，重发！真是恼火！

二是给科里多配了两部电话，一部安在大办公室，一部安在老政委家里。但是老政委家里的电话隐蔽在抽屉里，还加盖了一块手绢，生怕别人知道了，说他副团职安电话，搞特殊化！可是，不搞这个特殊化，晚上和吃饭时来了重要通知或新闻线索，还要让他再跑到办公楼上去接？

解放军报记者张启方住东八排老政委隔壁 ，也是找通信部私下在家里安了部电话。有一次，张记者夫人和我聊天，说有人问她军报记者家该有电话吧？她说了实话，事后又后悔，自怨自艾老实人不会说谎。那时候军区大院的人呀，都这么老实谨慎！

宣传科还有个难题：稿件复制。一篇稿往往要发到北京和驻地诸多新闻单位，打印是最好的办法。

问题是，当时政治部十几个二级部打印处理文件，都要交给办公室的打字室，打字室只有三个打字员，人少活多，大家都要排队。

宣传科的新闻稿件通常只能自己用复写纸复写，一次复写三份，多了就不清楚，如果不够用就再次复写。

在科里培训的部队新闻干事徐映民、董兵团经常复写稿件，练出硬功夫，最多一次可以复写5份，手指头用劲太久总是酸麻疼以致磨出茧子，但抄写份数算是创了纪录！

遇上必须打印的文件、重要稿件什么的，还得硬着头皮找打字室了。这项任务，往往落在我头上。因为打字室的赵静、裴小宁两位年轻打字员爱打乒乓球，我和他们是球友。球友找球友帮忙，总会给点脸面，好说话一些。

这就是七八、七九年时宣传科的工作条件。想不到吧，一个大军区对内对外负责三个野战军和陕甘宁青四省（区）军事新闻工作的“新闻科”呀！

办公条件虽然简陋，但是全科人心情舒畅，劲头很足。其原因，除了本科内部气氛好以外，部里领导也让下属工作舒心、得劲。

记得一次方唯若部长找人说事，转了几个办公室都没有找见他要找的某科长。仔细一问，才知道某科长趁着课间休息到服务社买菜去了。部务会上，方部长说，以后遇见这种事，你就在门上留张字条“我买菜去了”，我就不会来回找了嘛。说着，他就笑起来，大家也跟着笑起来。这种批评、这样水平的领导，谁不服气？

（编辑 邹吉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