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我和同学鲁光钊从杭州出发，辗转数千里找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经我父亲的学生李克农的关系，由董必武给罗瑞卿写了封信，介绍我们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革命战争年代延安的生活，现在的年轻人听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对我们这些曾在那里生活战斗过后的人来说，至今仍是极其珍贵而难忘的经历。

延安的课堂有室内的、室外的，广场的、山头的，风光无限。我所在的抗大第三期第十队，驻在延安城内原延安师范的旧址。现在画册上那张门口挂着抗大校牌、有警卫站岗的照片，照片拍摄的地点就是我住的地方，我们就在里面的一间教室上课。

我们每天上午上课，下午讨论。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进化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政治工作”、“游击战术”、“群众运动”。“社会进化史”从猴子变人讲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从鸦片战争讲起，讲清政府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辛亥革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这两门课是延安各个学校（无论是抗大、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还是中央党校、女子大学）都要学。因此，在延安上几次学校就要学几次猴子变人、鸦片战争。

毛泽东给我们讲“实践论”、“矛盾论”时，讲课的地点是他住处的院子。我们席地而坐听他讲。毛泽东联系长征和抗战初期的实际，把唯物辩证法讲活了，我们听得特别过瘾。张国焘教我们“政治经济学”。他是五四时期的名人，是中共创始人之一，在党史、军史上是赫赫有名的人物。我已经不记得他讲课的内容，印象中他个子高，身材魁梧，宽脸庞，不苟言笑。罗瑞卿当时是抗大教育长，讲“政治工作”。这是他的本行，又出过一本专著，讲得生动实用。由于他在红军时期面部受过伤，讲话时嘴张不大，说话总是咬牙切齿的，于是有人给他送了个外号——“咬紧牙关”。讲课最生动的是当时抗大训练部长刘亚楼，他教“游击战术”。由于“游击战术”课实践性很强，为了便于我们学习，他干脆把我们带上山头现场教学。上他的课虽然很累，但我们都很感兴趣。

在延安的学校，遇有重要的课或是重要教员讲课，其他学校的教员可以来听。我就去过女子大学听王明给高级班讲马列主义。当时人们认为王明是马列主义课的重要教员。他讲课时总是抱着一大摞马列原著，一边讲一边翻阅原著，引经据典，而且滔滔不绝。

1938年一年中，全国各地到延安来的知识青年如同潮涌，抗大、陕北公学几乎一个月甚至一个星期就要成立一个新队。人们都希望见到毛泽东，听听他的抗日救亡主张。于是毛泽东就开设大课堂，在清凉山下陕北公学的一块大场子上，摆上一个小桌子，面对抗大、陕公、鲁艺新到的学生，讲抗战的形势，讲为什么抗日战争只能是持久战，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一定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毛泽东讲课妙语连珠，再大的道理都能深入浅出。毛泽东讲课过程中，时常被掌声打断，当讲到有趣的地方时，大家就哈哈大笑，毛泽东也随着大家一起笑，讲者听者、台上台下打成了一片。

每当中央开会时，各地的负责人就会到延安。于是，各学校也抓住机会，请来延安的各地领导同志给学生讲课，介绍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华北、华东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情况。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结束后，我们就听过王明、博古、贺龙、项英、刘少奇、康生等人的讲演。

王明是从苏联回国的，又是共产国际代表，颇有些气派，身材不高，穿着高腰皮靴，很会讲话，颇具鼓动性，常能博得听众的掌声。

贺龙是八路军一二〇师师长，留着小胡子，说话很诙谐。他介绍说，一二〇师从山西临汾乘火车向北进发，以前战士们从来都是徒步，没有坐过火车，对火车很新奇。在火车上坐久了，跳下火车到路边小便，小便后又赶着跳上火车。贺老总说，你们看，阎锡山造的同蒲路有多快啊！听懂他话的人不禁哄堂大笑。

博古讲话正正经经，有板有眼，但套语多，停顿多，最好记笔记。

康生也是从苏联回来的，他穿着苏式服装，长得也像外国人，一口山东话。他回到延安后就大讲托派的种种罪行。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是“同志们，你们不要听托洛茨基那个驴叫唤”，以至常被同学们模仿，并且还拿到晚会上表演。

这样的大课一堂接一堂，并同课堂授课结合起来，造就了世界上特有的课堂；也正是延安这一特有的课堂，培养出了成千上万的“延安人”。

（编辑 刘书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