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圣司马迁留给世人的经典巨著，其中《报任安书》一文，被“政治散文”家梁衡列入“影响中国历史的十篇政治美文”。读者如云，常读常新。两千多年过去了，文中那些精辟的论述，深邃的哲理，依然闪烁着灿烂的思想光辉，至今为人们所铭记，所传诵。一些章节、名句，曾被毛主席在《为人民服务》和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借以教育全党，教育干部，教育军队和人民。

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被汉武帝治罪下狱，其后处以宫刑。“诟莫大于宫刑！”面对如此境遇，他曾想到一死了之，思之再三，终于用理智取代了情感，没有因此而沉沦颓废，也没有因此而降低修身立德标准。他这样写道：“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他付出了毕生的努力和心血！在对待生与死的问题上，司马迁则表现了一个唯物主义者的立场和态度。“人固有一死，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在他看来，人生终有一死，之所以有“泰山”“鸿毛”之别，在于死的价值各不相同。死去像自己这样的人，犹如九牛一毛，与蝼蚁何以异乎？自己这样“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见狱吏则头抢地”，若笼中之虎“摇尾而求食”，并非贪生恶死，而是因为自己的志向未能实现，事业尚无成就。司马迁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通晓古今，抱负宏远。对人生的坎坷不平，善于从积极方面加以思考总结，从中汲取有益营养，使之成为一种磨砺心志、奋发进取的力量。

笔者书写的《报任安书》一文（局部）

他有一段深刻而精彩的名言：“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说明自古以来，富贵与功名并非相等相同，那些身份显贵，而死后人们连名字也记不得的亦难以数计。只有志存高远、才华卓越者，才会名垂青史，千秋不朽。以此来激励自己发奋作为，不可半途而废。接下来，他将古代先贤及其业绩加以概括，作为自己效法的典范：“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段描述，既是对古者“倜傥非常之人”的肯定敬佩，也是对自己的激励鞭策。当他给好友任安写这封书信之日，也是《史记》将要完成之时，稍有懈怠，将前功尽弃，抱憾终生。用他自己的话说：《史记》尚未完稿，却遭遇此祸，心中最惋惜的是这本书稿不能完成，若能待到这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50余万言的书稿彻底休笔，即使身被万戮，岂有悔哉？！

郭沫若于1958年春撰写颂扬太史公的五言律诗碑刻

时至今日，这部与日月同辉流芳千古的史书，依然具有深远的教诲、借鉴意义。“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功业追尼父，千秋太史公”（郭沫若诗句），便是世人对这位伟大的史学家及其不朽之作的历史评价。

                                                                                                                                              2024年2月19日于清心屋

（编辑 马雨辰  审稿 纪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