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管巨才（1926-2015）享年90岁。今年，是他老人家离开我们的十周年。

特殊的年份应该有特殊的纪念，我把自己掌握的父亲30岁之前的一些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权作心香一炷，在清明节敬献给慈父在天之灵，以寄托我们后辈深深的哀思。

奔向光明

1941年的夏季似乎来得比往年早。

晋西北高原上虽然早晚还凉气袭人，但一到中午，骄阳之下，人们已有了炙烤的感觉。在通往河曲的那条车马道上，一个背着行李卷和干粮袋的少年急匆匆地埋头赶路，脚下不时扬起团团黄尘，脸颊上沁出了滴滴汗珠。远方时而传来隐约的炮声和沉闷的爆炸声，这让少年又紧张又兴奋。他张开一直紧攥着的拳头，发现掌心已变得湿漉漉的了。

少年刚满15岁，刚刚从五寨三岔完小毕业，稚气未褪的面庞，在夏日阳光的映照下，浮现出红润的光泽。一双黑亮的双眸，充满了对未来的希冀。

少年的耳畔又响起父亲嘱托：“去吧，去那里寻找光明吧！”父亲曾在抗大七分校念过书，很有些革命头脑，春上得知河曲有一所八路军办的中学正在招生，便当即决定让儿子去那里读书。母亲舍不得，父亲却认定，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里，把儿子送到八路军那里受教育，出来跟着共产党干事，应该算是最好的选择。

少年要去的地方，是向西200里的黄河畔一个叫海潮庵的地方。海潮庵，是一座始建于明代的庙宇的名字，位于河曲县旧县镇，1941年6月，由晋绥边区政府主办的、以培养革命干部为目标的晋绥二中（初建时校名为晋西北二专署师范学校），在这里正式成立。

当少年拖着疲惫的双腿，走进这座随山势而建的寺院时，迎面碰上一个比他先到的、看样子也是来求学的学生。“嗨，同学，是来报到的吧？叫甚么呀？”对方操着一口陕北口音热情地和少年打招呼。“是哩，我叫管巨才，五寨的。”少年腼腆地应道。“哈，知道知道，咱俩分到一个班咧，我叫靳致中，黄河对岸府谷的。”说着，便接过少年的行李卷，拉着他的手一起往宿舍走去。

现在应该揭晓了，这位名叫管巨才的少年，就是六年后我的父亲。

在一间和尚曾住的寮房里，支起大通铺，可以睡五六个学生。靳致中说：“来，咱俩挨着，你把行李打开就铺在这边吧。”他帮着父亲把被褥铺好，两人就坐在床边啦起话来。

聊天过程中，父亲了解到靳致中比他大一岁，家庭贫寒，父母早亡，此前已当过一年村办小学老师，所以看起来比他成熟得多。父亲由衷地说：“致中兄，往后咱俩就是学友加兄弟了，请多多关照！”靳致中还向父亲介绍了自己所掌握的学校的简要情况，说：“明天正式开学，校长会详细讲的。你记住一点，从明天起，咱们就算正式参加革命了，将来是要跟着共产党闹事哩，不再是农村出来的土娃娃咧！”

靳致中的这番话，让父亲想了一夜，他渴盼着早点天明，尽管感觉很累却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上午，在海潮庵大殿前的庭院里，举办了首期学生开学典礼。五十来个年龄参差不齐、着装五花八门的学生列队而坐，校长楼化篷站在台阶上发表讲话。楼化篷是浙江人，时任中共晋西北行署第二专署专员，兼晋西北第二专署师范学校校长。教务主任叫王法成，晋西北崞县（今原平）人，此前是二专署财政科科长，学校工作主要由他主持。

楼校长南方口音夹杂着学来的晋西北话，开始让父亲和同学们有些不适应，但很快，聪颖的父亲就捕捉到楼校长讲话的特点，并牢牢记住他所说的三个要点：其一，我们学校，虽然叫个师范学校，但任务是以延安的“抗大”为榜样，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机关培养革命干部。其二，我们学校现在是初创阶段，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都很简陋，但以后会逐步走上正规的，我们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学革命所需要的本领。其三，我们学校，实行供给制，学费生活费全由边区政府保障，但现在是抗战艰苦岁月，我们要艰苦奋斗，开展必要的生产劳动，争取自给自足。

“革命”“抗战”“共产党”，这三个字眼猛烈地撞击着一群少年学子的心扉，让此前在政治上处于蒙昧状态的父亲，仿佛打开了大脑的天窗，窥见了光明的前景。

海潮庵的红色印记

破庙遮风雨，佛堂当教室，泥塑神像做睡伴，海潮庵求学的艰苦程度难以想象。但这些在初步树立革命理想的父亲眼里都不算什么。课余时间，他和好友靳致中便在寺中的弥勒殿、观音殿、藏经殿以及东边的碾磨院、菩提院、九师塔院，西边的十方院、牛犋院、方丈院、水月院来回游转，宛如闯入迷宫一般，享受着极大乐趣。他俩最爱的是沿着曲折幽深的石阶梯，攀上寺院的最高处，一边凭栏远眺，一边畅想未来，描画着自己的远大抱负。

这年秋天，校长换作范若愚。范校长的口音让父亲感到很亲切，后来知道他也是五寨人。他的夫人常峰只比父亲大两岁，也随之而来在学校当教育干事。教务主任叫黄志刚，忻县人。不久又来了个副校长武进卿，也是五寨人，著名的“开明绅士”，晋绥边区参议员。这时，学校名称改为晋西北第四中学，11月随中共晋绥二地委、晋绥二专署、晋绥军区第二军分区、独立第二旅旅部由河曲县迁至保德县。保德是黄河畔的一个偏僻小县，与陕北府谷县隔河相望，同属黄土高原，物产、生活习惯和方言都很相近。在县城正西2里路的黄河畔有个村子叫马家滩，村东面有座二郎神庙，这里就成为父亲和靳致中他们的新校舍，1942年4月学校名称又改为晋西北第二中学，不久，为了与地委行署的名称统一起来，才正式定名为晋绥二中。

范若愚任校长后，该校的教学正规化了不少。晋绥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员许光达被聘任为名誉校长和兼职政治委员。许司令经常去学校做报告，以当时的国际形势、苏德战场、八路军的任务、苏联青年的生活等课题为内容，评述国内外时事与抗日战争形势，讲解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进行革命思想教育。他的讲话深入浅出，充满着激情，学生们听后热血沸腾。

在范校长带领下，学校没有教材教师们就自己动手编写，教资力量不够就请求部队支援，没有粮食师生们自力更生开荒种地，生源不足就派人下村入户动员符合条件的青少年入学。

寺庙墙上八个红色大字“活泼、紧张、踏实、团结”，是范校长亲拟的校训。他们还创作了校歌：“历尽关山险，黄河流九曲。塞外风沙多，雪压管涔低。我们生长在晋西北，成长在根据地……我们的任务是学习，学习不离实际。抗战建国的重担将要我们担起！学习进步，奋发努力，像滔滔黄河奔流不息。”每每看到校训、唱起校歌，父亲就觉得热血奔涌，浑身充满奋斗和前进的力量。

晋绥二中师生还组建了一个业余剧团，演出反映根据地人民革命斗争现实生活的节目，很受民众欢迎。副校长武进卿编写了一个剧本：北路梆子《十二金牌》，由校长范若愚饰演岳飞，演出后轰动一时。当时父亲是否参加过校剧团的表演虽无法考证，但他喜欢北路梆子的习惯肯定是在晋绥二中读书时养成的，直到晚年，还让我设法给他搞几盘北路梆子的录音磁带，独自一人时就打开边听边哼。

据范若愚校长回忆：“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己组织政治研究会，研习毛主席著作，明确学习目的，提高爱国热情。学校组织开展生产节约运动，植树、种菜、养猪、打柴，自制粉笔、牙刷、扫帚等各类用品。还做许多课外活动，如刷墙、铺地、修操场、开展纪念“五四运动”、建立剧社下乡为群众演出、帮助农民春耕秋收等等。”

1943年6月，父亲和靳致中一起在晋绥二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旗下父亲宣誓：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就没有我们的根据地，就没有我们老百姓的丰衣足食，我要跟着共产党干革命，为实现新民主主义目标奋斗不息！

1944年，父亲结束了在晋绥二中的学业，与好友靳致中一起走上工作岗位。父亲被分配到中共五寨县委宣传部任干事。

在晋绥二中度过的三四年学习生涯，是父亲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在这里，他确立了自己的革命人生观，铸就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奠定了他以后七十多年安身立命的第一块基石。

为了寻访父亲年轻时的足迹，2023年9月我专程赴山西河曲拜谒晋绥二中旧址——海潮庵。这座始建于明万历年间的佛教活动圣地，虽然明末毁于战乱，于清顺治年间重建，但至今保存尚好。寺庙依山而建，占地20余亩，包含12座院落、70余间殿堂，整体布局分为三层，结构严谨，融合砖券窑洞与清代木构建筑特色，是晋西北存世较完整的古刹之一。整座寺庙以观音殿、藏经殿为中轴，随地势层层递进，回廊幽深，壁画、楹联、碑刻等艺术珍品丰富，尤以清代“十八罗汉救观音”壁画和历代重建碑记闻名。当年，选择这里作为抗日战争期间晋绥边区第二中学的初创校址，可谓得神明护佑之利也！八十年后我替父亲来此寻根，完成他生前未了之愿，想必会是最令他在天之灵深感欣慰的一件事吧。

奉命南下

1949年刚过春节，阳历2月初，传来了消息，五寨县要选派一批干部支援大西北。当时，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解放军向全国进军，要接管各地政权，地方党政干部奇缺，党中央指示要从老区调干部南下，组建各地的共产党政府。

这消息一出就像炸了锅，有人欢喜有人忧。父亲看到周围的同事有跃跃欲试的，有拿不定主意的，也有舍不得离开家乡表示坚决不去的。自己该怎么办呢？这可是党组织的号召啊！回到家里一商量，截然对立的两派意见：我娘娘和我妈是反对派，说：“土改过去了，好日子还没过几天呢，你是老大，出了远门，这一大家子人，老婆娃娃的，谁照应呀？！”爷爷则指斥她俩：“真是妇道人家，头发长见识短，只看见眼前这一亩三分地！常言说‘好男儿志在四方’，外头天地那么广，让巨才出去闯一闯，说不定能为咱们老管家再打下一片江山呢！”

父亲并没有想那么多，他主要是从党性出发，觉得应该服从组织决定，不能跟组织讲价钱，更不能当逃兵。不过父亲私下里对我母亲说：“放心，要不了一年半载，我就把你娘儿俩接过去。”

3月初，晋绥二分区所辖六县就调集了干部四五百人，其中父亲在晋绥二中的同学有几十个，在五寨集合，组成“支援大西北”干部大队，下分3个中队，其中五寨和保德两县的干部组成一个中队，共150多人，任务呢，据说是要南下到陕西关中接收某几个县的政权。保德南下干部的领队是张志诚和冯培智，冯培智比我父亲大5岁，对父亲很关照，也许那时就有缘分，冯老伯二十多年后成了我的岳父。五寨南下干部近40人，带队的是张世杰。

3月19日，干部大队步行出发。当时太原还没有解放，父亲他们就从吕梁山区的兴县、临县、离石南下，一路步行，跋山涉水，经汾阳、孝义，进入汾河谷地的介休。在这里父亲第一次见到火车，虽然只是坐闷罐子车，也很兴奋，大约坐了八九十里，到灵石下车，继续步行南下经霍县、洪洞到达临汾。临汾当时是晋南行署所在地，父亲他们在这里休整集训了一段时间，继续出发，经襄汾、新绛、稷山、河津，从禹门口渡黄河，进入陕西地界。4月中旬到达韩城，又集中学习约40天，主要学习刚刚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文件。这期间，传来5月20日西安解放的消息，关中各县亟待干部接收政权。这样，5月下旬他们又从韩城出发，经过合阳、澄城、蒲城、富平、三原、泾阳到达咸阳，算起来，离开家乡已步行了两千多里。一部分干部留下来补充刚刚组建起来的咸阳专署机构班子，保德五寨中队共81名干部则继续西进，接管了武功县政权，搭起了中共武功县委和县政府的班子。

在武功县委

1949年6月5日，武功县委、县人民政府成立，张志诚（原在山西保德县任县委书记）任县委书记，张世杰（原在山西五寨县政府任第二县长）任县长，马伯援（原武功地下党负责人）任副县长。冯培智（原在山西保德县委任民政科长）担任武功县委组织部部长，我父亲担任了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当时正处于新旧政权过渡时期，战争没有完全结束，治安比较乱，有时候夜里听见土匪（国民党残匪）打黑枪。为了安全起见，县委、县政府干部都配了武器。父亲特意到照相馆拍了一张全身照，穿着灰色棉军装，帽子上缀着红五星，身披军大衣，腰带上挎着盒子枪，看上去特别精神特别威武。这张照片寄回老家，被爷爷娘娘和两个姑姑视作至宝，一直珍藏到现在。

7月11日，人民解放军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向武功县境内之敌发起进攻。12日，全歼武功县境之敌。18日，武功县组织了1200多人的支前大队，由副县长马伯援任大队长，父亲担任政委，随十八兵团参加了解放汉中的战斗，主要是提供后勤保障。

父亲他们没明没黑地工作，调集征集了大批粮草，像带兵打仗一样组织民工、民兵队伍，主要靠大车拉、小车推，靠肩挑人扛，把大量的支前物资、弹药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战士手中，部队打到哪，支前大队就跟到哪。有资料显示，仅半个月内，他们就筹集运送粮食1.2万多石、柴草4.5万多公斤以及妇女做的3万多双军鞋。父亲是政委，一路上他不仅要和大队长一起参与指挥，而且还要以相当精力做思想政治工作。对于民工中一些想家思归的、怕死逃跑的以及溜尖耍滑的，都要一一进行教育，千方百计维系人心、巩固队伍。经过近半年的艰辛努力，终于圆满地完成支前任务，有力保障了既定战役的胜利。

我军于12月6日解放了汉中市，并相继解放了当时汉中地区所辖诸县。汉中的解放，为我军在成都平原聚歼国民党军队主力胡宗南部队创造了条件，使国民党反动集团企图保存西南半壁的梦想彻底破灭。这中间，无疑有父亲率领的武功县支前大队的一份功劳。

从汉中回来后，武功县共产党的政权已经坚不可摧，各项建设开始步入正轨。组织上通知南下干部可以考虑回去把家属接过来了，以便更加安心地扎根关中。1950年秋，按照父亲的安排，我和母亲骑着一头毛驴从老家出发，偕同一位我叫姨姨的亲友，几经周折来到武功与父亲会合。那时，党政干部都实行供给制，依我父亲资历和职级，家属还不够享受供给的条件。我母亲便揽一些针线活补贴家用，过了几年“苦”日子。这中间，父亲还在宝鸡地委工作过一段时间，我和母亲也跟着过去住了有两年。

大概在1954年或1955年吧，父亲被提拔担任武功县委副书记。当时，他不过二十八九岁。1957年，父亲奉调陕西省委监察委员会工作，我们一家从此就落脚于西安。当然，父亲的人生旅程也揭开了新的一页。

（编辑 马雨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