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以前，延安恋爱者有之，结婚的人不多。因为当时抗战风起云涌，人们都怀着抗战报国的热情，希望尽快打败日本侵略者，好早日返回故土，过上自己期望的生活。但随着武汉的沦陷，速胜希望破灭，留在延安的人必须做长期打算。毛泽东号召留在延安的干部要有死了埋在清凉山的决心。这样，延安的青年男女开始考虑自己的婚姻。

延安没有《婚姻法》，男女结婚只要向所属组织写报告申请，经过考查具备结婚条件的，组织上就会批准，批准书就等于结婚证。延安当时住房很紧张，不可能给每一对结婚夫妇一间新房，实行的是星期六制度，也就是夫妻在同一个单位的也好，在不同单位的也好，只有星期六才能团聚过婚姻生活。这样，一到星期六，同房间的人会临时搬走，腾出地方给已婚的人住，星期天再各自回去。

延安工农男女干部之间谈恋爱直截了当，彼此觉得可以，就打报告结婚。而从大后方来的青年知识分子更讲情调一些。当时延安流传着一些很有趣的关于谈情说爱的笑话。一位红军高级干部与一位女知识青年结了婚，感情很好。一日晚上，他们在延河边散步，正赶上阴历十五月圆，妻子看着夜空中的月亮，高兴地说，这月亮多美啊！他丈夫不能理解，说月亮就是有亮，像一块儿大烧饼挂在天上，有什么美不美。又传说一位女知识分子结婚后，给她丈夫写了一封信，信的最后说“送给你一个吻”。丈夫收到信问警卫员，她给我送的东西在哪儿？警卫员说没有看到她送什么东西。于是，警卫员就拿着信找懂文化的干部看，人家一看就大笑起来。尽管工农干部与女知识青年在文化上情趣上有差距，但工农干部政治水平高，经历丰富，感情真挚，夫妻关系大多十分融洽。

延安是一个大家庭，在那里，年长的会时时处处关心年轻同志的成长，这当然也包括婚姻生活。1939年秋季，有一次，我看到一个窑洞里外挤满了年轻男女，他们非常用心地听一位年纪大的女同志讲话，其间还不时传出笑声。我挤进去一看，原来是邓大姐（邓颖超）在讲如何注意婚姻卫生。只听见她批评一些年轻夫妇，妻子来情况还过夫妻生活，这样是危险的，当丈夫的一定要体恤自己的妻子。她说，这些话你们在家时妈妈会告诉的，如今你们离开家到了延安，我是你们的大姐，不能不管。延安就是这样既通情达理又无微不至。

延安青年崇拜的婚姻偶像，除了周恩来和邓颖超夫妇，还有朱德和康克清夫妇、张闻天和刘英夫妇、李富春和蔡畅夫妇、谢觉哉和王定国夫妇、曾山和邓六金夫妇等。

延安男多女少，可大都能找到合适的对象结婚，不管她看起来多么不漂亮，不管他年纪大了，还是断了胳膊缺了腿。当时我一位朋友的姐姐是舞蹈演员，长得很漂亮，她的丈夫就是老红军，虽然老红军断了一条腿，但两人却很恩爱。

结婚生子是人之常情，孩子也是革命的希望。著名作家萧三，长期留苏并在那里结婚生子。他到延安后和我住得很近，他的儿子当时有五六岁，名叫里昂，我们都喜欢逗他玩儿。小里昂一不高兴就说“沙巴克”。懂俄文的人说，“沙巴克”是狗，他在骂我们。可是我们还是喜欢孩子，孩子给延安生活带了欢乐。但是，在延安，结婚的女同志一般不愿生孩子，觉得行军打仗孩子是个累赘，所以做人工流产的比较多。

延安虽然不鼓励生孩子，但对生孩子却很负责。孩子从生下来就按规定供给，孩子无论男女都有自己的定量，还另发布为孩子做衣服。婴儿一般吃母乳，母乳不足，就用大灶小米粥表面的米油加糖喂，居然也能喂成又红又胖的娃娃。遇到行军，带孩子的女干部一般都配一匹马，还有公务员照顾。当然也有把孩子托给老百姓代养的。

我儿子1943年出生后，一直随我们夫妻到处行军，虽然受了不少跋涉之苦，但他长大了却很自豪，总是说自己是小八路，还见过日本俘虏。这些在延安出生长大的孩子，很多人成了新中国各方面建设的骨干。

（编辑 刘书宇）